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这场闹剧的角色分工相当明晰，有编剧，有导演，有主演，有配角，也有跑龙套、敲边鼓的。其中，日本资深外交官、国际海洋法法庭前任庭长柳井俊二在组建临时仲裁庭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一手搭建了临时仲裁庭。虽然建这个仲裁庭在程序上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但他的独特身份、特殊背景、过往言论、政治倾向等一干因素，都与《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的规定相违背。这决定了这个仲裁庭从组建之日起便存在公正性与合法性的原初缺陷。
柳井的职业形象：“亲美遏华”的“右翼鹰派”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ＢＨＰ）第１０段明确指出，与争端一方当事国存在的过往联系，可能构成对法官公正性质疑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过往联系往往取决于法官的过往职业背景。
在柳井漫长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有两个鲜明的烙印。一是“亲美遏华”，二是“右翼鹰派”。而他与安倍晋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职业背景和政治取向，构成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时的价值取向底色。
柳井１９６１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此后４０年间，先后出任条约局长、综合外交政策局长、外务审议官（副外长级）、事务次官（最高位阶职业官僚）、驻美大使等多个要职。
在外务省任职期间，柳井曾参与钓鱼岛问题、日美安保等敏感事项。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柳井代表日方，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副外长级磋商，主要议题包括钓鱼岛、日美同盟、历史问题等。１９９７年８月，已升迁至事务次官的柳井在记者会上暗示，日美防卫指针的适用范围将包括台湾海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因卷入外交机密费挪用丑闻，柳井受到严重训诫处分并遭解职。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职业污点的人物，２００５年被日本当局举荐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并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担任法庭庭长。２０１４年６月，柳井连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担任法庭庭长。
正是在柳井担任庭长期间，菲律宾单方面发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长的权限使柳井得以决定组建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５名仲裁员中的４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诺三世政府的这种“默契”，恐怕已经很难以“巧合”来描述。
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时，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戴尚志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因素。他同年１月２９日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将受到质疑。”
戴尚志举出两处“可疑性”。一，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上台。２０１３年１月，外相岸田文雄选择马尼拉作为出访第一站，并承诺向菲律宾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１月１０日日菲外长会谈概要显示，岸田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双方围绕南海问题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所有相关国家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并就（南海问题）继续合作达成了一致”。戴尚志在文中提醒说，考虑到“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因尖阁群岛／钓鱼岛而日渐紧张，有人会质疑，在岸田文雄访问后不久菲律宾就提出这一法律挑战是否巧合”。
戴尚志点出的另一个“巧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据《公约》附件七第３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指认、组建特设仲裁庭。
从后来围绕组建仲裁庭的事态进展看，不得不说，戴尚志的直觉是正确的——５人组成的临时仲裁庭中，除一名德国籍仲裁员为菲方指派外，其他４名分别来自法国、荷兰、波兰、加纳（英国双重国籍）的仲裁员均由柳井一手指派。
期间有个小插曲。柳井一开始指派的首席仲裁员是斯里兰卡人品托，但品托因妻子是菲律宾人请求回避。
其实，更应该回避的正是柳井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