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关于正义
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一些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
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
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一些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
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在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