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之夜的大胆狂徒
“九一八事变”，无疑最早是由板垣与石原两个人谋划的，二人先做了分工：板垣留在奉天直接指挥行动，先是爆破柳条湖附近铁路（由今田新太郎负责），而后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而石原留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在事发后操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将事态扩大。据载，9月18日晚11时许，当奉天的电报发到旅顺时，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参谋都急匆匆穿着便装赶到参谋长三宅光治官邸开会，只有石原一个人一身戎装而来，其他人先是对其在紧急时刻的应变能力和军人意识表示钦佩，但很快就猜到石原是早就穿好军装在等着这一刻。至19日凌晨2时，在石原极力鼓噪下，本庄终于下令关东军主力出动增援奉天方面。
笔者以为，认定密谋的始作俑者是板垣、石原二人这一史实，并非为关东军乃至日本军部开脱责任；而正显示出当时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有贼心，无贼胆”，既贪婪又虚弱的政治本质。因为日本有日俄战争后“三国还辽”之旧痛，虽然自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起即决心“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但顾忌西方列强压力特别是北方的宿敌苏联，担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姑屯事件”即为一例。按片仓衷的说法，此时占据日本中央高层的是“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对此板垣和石原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以把事做成为目标，也不愿让参谋部乃至关东军背上“搞阴谋”的坏名声，而采取二人密谋先斩后奏，而后凭借出现的有利局面推动关东军行动、并一步步地牵着中央走的办法。如果事情办砸了，二人就准备效法河本大作，以个人接受处罚来为关东军开脱。这种搞法，也给日本中央高层提供了观望形势的回旋余地，搞成了就予以追认并推波助澜；搞砸了就牺牲掉几个替罪羊。但对素有“抱负”和“志向”的陆军少壮精英板垣和石原来说，投身于这种政治赌博而担当相应责任，正是实现“理想”、成就“功业”的途径。
19日午前11时许，当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及步兵第30联队从旅顺前移至奉天时，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他们的是板垣及其率领的几个奇怪角色：奉天特务机关助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及东北讲武堂的教官矢崎、须田、江崎等人。在板垣之外，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正式任命的参谋，却都在右肩上佩戴着参谋军官专有的参谋绦——按日军规定这是违法的。片仓等人马上明白这是18日晚为便于指挥作战，由板垣准许的。按日军规定，指挥部队行动时若无上级正式命令，至少应有参谋在现场下令。可见，花谷、今田等几人正是板垣在18日晚行动中的心腹骨干。片仓回忆起来，在稍早的前几天，花谷喝醉酒后曾夸口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时间，两天内占领南满让你们看看！”显然就指的是眼前发生的态势。
后来在东京审判时，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板垣在宣誓供述书中交代，当晚他仅是“同意”部队指挥官的决心，由岛本中佐指挥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增援石虎台中队攻击北大营，平田大佐指挥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并向本庄报告。但板垣所说向本庄报告已是19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进驻奉天时，这时日军早已经占领了奉天城。板垣说，自己的报告“完全合乎军司令官的意图而被批准”。后来花谷正在其回忆录中直接挑明了，就是板垣以“代理军司令官”名义对岛本大队长下达了攻击命令。
但是，板垣也坦承自己断然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外交机关处理事态的请求。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后来被人们热议的“不抵抗主义”这个词，是9月18日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经请示张学良后向第7旅下达的命令中即采用的正式表述。18日夜，在奉天的东北当局法律顾问赵欣伯（后附逆任伪奉天市长、伪立法院长等职）据此多次向日领馆交涉，说：“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赵的这一申述与板垣数次打电话沟通。板垣狡辩说：中国正规军向日军挑战，军事行动尚未停止，第7旅仍在向我攻击，想要进行外交交涉是不可能的。这是东北军的惯用伎俩，是企图缓兵的苦肉计。况且，赵欣伯是一介文官，在军事方面毫无权柄，他有啥资格交涉停战？林久治郎只好闭嘴了。
在占领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前移之后，就意味着要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来承担此后行动的责任了，至少他要站在前台做个“偶人”。以本庄的老谋深算，显然心里早已洞悉一切，但毫无责怪板垣、石原先斩后奏的意思，已追认了其第一步行动。但现在轮到他来为后面的行动承责，他和军部与政府高层一样，也需要掂量一番再谨慎下赌注，在相对稳妥的情况下，与板垣、石原协力演好“双簧”。而此时，片仓、新井、武田、中野等几个主要参谋，已经在私下嘀咕之后，由“他俩（指板垣和石原）背着我们搞策划想要抢头功”的猜疑和抱怨中走出来，开始明确“从整体的立场来看，我们如果不支援板垣和石原，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河本大作，而要死无葬身之地”，而“这对国家的百年大计没有好处，形势将成为中央的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的牺牲品”。从而统一思想，“现在应当不顾面子去协助他们”。于是，整个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帮着把板垣、石原导演的这场戏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