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年来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一个相当机密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其关键词是：蛊惑他们的青年人，鼓励他们鄙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吃苦耐劳精神，让青年人与他们的政府离心离德；制造人民和社会分裂，时时处处宣扬西方民主，丑化其领导，制造更大更强的动乱，暗地里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期、彻底、全面的国家和政权颠覆战略。但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战略目光如炬、极富远见卓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击和平演变、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做法，让美国的文化入侵战略连连受挫，其在华培植的“第五纵队”也屡遭灭顶之灾。但美国和西方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步步为营，加紧进行对华攻心战。
改革开放之初，“福特基金会”便大举进入中国，对我国的一些高级研究机构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者提供资助，邀请学者到美国各类机构进行“访问研究”。
“福特基金会”有何背景？学者王绍光曾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再以基金会的名义把钱“捐助”给其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的经费来自中情局。”
美国的这类基金会绝非只是零星地资助几个中国经济学家，而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界进行全面的诱导和渗透。例如，“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就与中国一些高级科研机构开始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还包括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该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并以巨额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以期在政策领域对中国产生影响。该基金会还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同时，以与中国政府和某些大学合作的名义设立人才共同培养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经济学人才。这些人，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
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需要指出的是，参加招待会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与会者曾感叹：“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过这一现象，让人深感忧虑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就获得了在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精英阶层如此规模的影响力，而其潜在的影响力更是无法估量。
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曾不失时机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个“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索罗斯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约250万美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文化产业。2005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一家名为“国际公平桥梁”的机构提供了45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它在中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开放社会基金会”还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
这些研究活动，使美国有机会掌握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为其寻找中国社会和体制的不足之处和战略突破口提供了条件。
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希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对此持任何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
由此可见，和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同，经济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是暗战无声，但却更加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