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尹辉
国家安全战略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国家力量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策略、方法、途径、手段的艺术与科学，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主要任务。战略传播是国家安全战略具体施行的重要抓手，其目的就是通过整合国家全部的传播资源，通过内外传播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安全。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提高我国对外传播能力与国际话语权，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构建适应国际传播形势变化的中国特色国家战略传播体系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当前“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被我国安全问题专家刘跃进解读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三个顶层设计新思路”。
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并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提出的完整形态的国家安全理论。《学习时报》刊文指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我国将拥有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体现在国家治理实践上，能够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实现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统筹治理，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当然也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思路。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需要。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叠加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因政治差异、经济矛盾、文化异质、军事对抗或其他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外部摩擦或冲突事件增多，一些外部力量利用媒体舆论丑化抹黑我国国家形象、诋毁围攻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国防观”传播要求迅速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概括总结在现实中也需要扩大宣传。当前，我国国内传播体系较为成熟，但对外传播同国家发展需要的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之间还有距离。现实表明，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关于战略传播的内容较为薄弱，国家安全角度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机制设计和策略布局还缺少战略高度的整合。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应对国际传播形势变化的系统化、制度化设计，涉及国家传播战略体系中所有要素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统筹安排和资源合理利用，要调整宏观管理体制，打破我国传播系统“模式简单、力量分散、渠道单一”等局限，集中整合媒体资源，搭建优势集中、功能互补的传播平台。要优化国际传媒内容建设，完善信息采集、加工制作、传输发布的组织与流程，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权威性。还要加强传播人才的培育，建立合理用人机制和科学管理体制，培养政治素质过硬、职业素养良好、业务能力全面的职业传播者。
优化传播系统是构筑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国防传播是配合国家安全传播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家防务的需要，适时适当提高军事透明度，通过各种适当渠道增加对国家防务和军事发展方面的说明、介绍和解释。国防不仅仅涉及军事、军队和军人，而是关系全体国民，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教育、生态等诸多领域，直指国家安全和利益。在对外全面开放、对内深化改革的条件下，国防传播要帮助人民群众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使人民群众理解和拥护国家努力争取和平发展的国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同时也要向世界展现我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的态度和捍卫和平的勇气。
具体而言，国防传播向人民群众展示发展成就、鼓舞国民士气，引导国民理解信息化条件下国家防务的内涵，理解“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的重要意义，熟悉公民的国防责任与使命，为国防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发展条件，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资源和国民支持，实现国防力量的不断跃升。我们还要通过国防传播宣传人民解放军热爱和平、倡导合作、开放透明、素质过硬的国际形象，使他国了解我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消融受西方国家鼓噪“国强必霸”惯性思维影响所产生的疑惧。军队媒体是国防传播的主要力量，可以表明立场、申明态度、展示实力、增强威慑；社会媒体要提高对国防传播的认识程度和责任意识，形成对军队媒体的有效支持与良好互动。
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防话语体系是国防传播的首要任务。“和平发展”和“积极防御”是我国战略思想的两大基石，它们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指出“兵凶战危”，追求“止息兵戈”，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道义基础，国家发展武装力量正是防止暴力、实现和平的实力保障。这种思想倾向与源自西方的黩武、扩张型战略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伴随着国家的和平崛起，我们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防战略思想进行创造性吸收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概念进行当下的话语诠释，使其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我国的文化精髓、军事思想、战略主张和安全诉求。中国战略思想的对外传播更需要适当的国防话语体系来表达，这不只是关于我们政治立场的表态，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新兴大国的自我定位、利益诉求和大国担当，以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国防的防御性质和建设方针。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形成传播合力。“当今世界，西方的话语霸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媒介和载体的霸权。”如果没有良好的传播渠道，在国际上就会处于无处发声、不被理解的被动境地。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举办。这个以搭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平台、共同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为宗旨的国际会议，打开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网络安全这一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通道。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强调，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为此，国家要加强网络立法，治理各种网络乱象，加大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通过积极沟通和有效对话，使广大网友理解国家安全和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引导网民理性行为，在网络传播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通过这一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平台，阐发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和网络安全思想，促进他方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便于各国达成全球网络发展共识，携手全球网络治理。
全面提升公共外交的对外传播作用。公共外交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各种交往途径对他国公众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以期增进他国对本国的认知和了解，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当前，我国的公共外交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普遍参与，以外国政府和公众为对象，以国际传播、公关和交流援助为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国情和理念，促进国外公众对我国的认识和了解，以推进我国外交工作。政府是践行公共外交政策的主力，它拥有的各种资源、组织力量和传播渠道在实施公共外交时具有强大优势，但是社会资源和个人力量，如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研究性机构、文化名家、艺体明星、华侨、留学生、旅游者等，也可以被充分调动起来，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发挥国家战略传播作用。
（作者简介：尹辉，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