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数字管理的强大支撑。数字管理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影响着释放数据要素潜力的水平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水平，并最终决定了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新水平、数字监管创新水平、数据安全治理能力以及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水平，是驱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数字管理高质量发展面临不少挑战，比如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创新应用情景较为单一、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和数字监管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形势不容乐观、劳动者数字技能水平亟待提高等。数字管理是数字技术与管理的有机融合，是在现代管理中充分运用实时信息、计算、网络和连接技术的组合而谋求更高效率、更好效果的新型管理模式，它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机遇，努力提升我国数字管理能力，抢占全球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第一，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强化基于高水平数字管理能力的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构建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对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产业加速融合，强化数字管理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发挥数字产业集群优势、提高数据流动效率、优化组织生产方式、促进上下游创新链与产业链和资金链的互动与优化，能够在提高集群企业协作水平的同时加快产业价值链升级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最终实现对传统产业全方位升级改造，提升其产业创新能力及竞争优势。不过，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部分地区缺乏先进的数字经济示范园区，即使是率先开展数字经济示范园区试点工作的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园区发展规划和产业扶植政策不完备、配套设施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和创新链尚未形成、优秀人才相对匮乏等难题。面向未来，必须以数字产业与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为支撑，坚持系统观念，从全局视角思考和谋划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持续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融合与协同，重视培育全球顶尖科学家与创新团队，加快破解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难题，全面提升我国的数字管理能力。
第二，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强化基于高水平数字管理能力的应用情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应用场景是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场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数字技术+场景应用”能够丰富数字经济业态、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并为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例如，最近几年在交通出行、医疗卫生健康、餐饮商超、公共缴费和校园食堂等领域，创新拓展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不断加深了用户与场景和商品的联系，发挥出数据要素的巨大潜力，极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面向未来，必须加快提升数字管理能力，加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政务、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等更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创新，改良与升级已有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以软件工程自主创新为代表的、能够有效支撑数字管理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基础工具的发展，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在加快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大限度提升源于数字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第三，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基于高水平数字管理能力的数字监管与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信息泄露、大数据“杀熟”、网络诈骗、平台垄断等现象。根据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大安全感知报告（2021）”的数据，有七成受访者感到被算法“算计”了。以大数据“杀熟”为例，企业利用“大数据+算法”对用户实施“一人一价”的精细化歧视性定价。同样的商品，新顾客需要承担的价格相对便宜，老顾客却需承受更高的价格。大数据“杀熟”是对数字技术的滥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消费者很难察觉，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搜寻成本和信任成本，干扰了市场竞争秩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监管机构常常面临取证难、认定难和帮助顾客维权难等问题。如果歧视性定价所产生的利润非常可观，很可能导致企业丧失技术创新动力，从长期看会危害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竞争优势。因此，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需要提升数字管理能力，切实加强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数字监管与服务创新，全面优化包括数据要素在内的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起以信用和数据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打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提升基于高水平数字管理能力的数据安全治理水平。自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以来，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在数字空间的战略博弈，争夺数据资源领域的话语权。数据安全治理涉及各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甚至会触及国家敏感数据。一方面，世界各国针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价值诉求、制度标准、数字安全法律、数据保障能力、网络优势和数字技术优势等存在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是存在数字鸿沟，难以从全球层面形成统一的理念、规则和秩序；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跨国流动也面临着数据资源产权归属、数据交易和税收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尚未有统一的法律规范和认定办法。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尚存在着数字安全技术研发水平有待提升、国际合作不够密切以及同国际规制的兼容性不足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提升数字管理能力，在国际合作中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相对独立的包容型数据安全治理框架体系，有效解决跨境数据流动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并在数据安全全球治理实践中贡献中国智慧。
第五，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数字管理从业者的数字技能水平。毋庸置疑，领先的数字管理人才团队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领域的人才需求十分旺盛，对从业者的知识、素养和数字技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目前依旧缺乏复合型的高端数字化人才，众多高校专业化人才培养方案总体上依然落后于数字科技实践，教育教学缺乏丰富的实践数据作为支撑，产业链、数据链与人才链彼此相对脱节，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相对突出，数字人才供给速度远远跟不上市场的庞大需求，数字人才培养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很不匹配。必须对此加以重视并下大力气提升我国的数字管理能力，探索符合我国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数字管理人才培育体系，在稳步提高从业者数字化技能水平的同时积极储备领先的数字管理人才团队，以便从根本上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高水平复合型数字化人才的需要。
（作者：王永贵 史梦婷，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