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前线部队对粮食的长期需求，贺龙领导边区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筹粮运粮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7年8月到次年5月，不到一年时间，晋绥支前勤务总量已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群众69万人次背粮。在晋南常年有数万人的千里运粮队伍，赶着运粮牛车连绵不断地奔波在通往陕北的路上。
部队除了吃的，还要穿的用的。1947年冬季来临前，急需为部队筹备越冬的被服和经费。贺龙和习仲勋、林伯渠等研究决定做贸易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再让商人们转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出售。贺龙调派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去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他对张达志说：“你现在的头衔是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但你这个司令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买卖。你的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把土特产卖掉，换成钱、金子、银元以及前线需要的棉花、布匹、鞋袜等物资，以供前方急需。”贺龙还专门给他们配了两部电台，每天联系，掌握动态。张达志不辱使命，做了3个月的买卖，换回了大量现金和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南下作战、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
武器弹药也是后勤保障的重点。在明确贺龙主管后方之前，他就在弹药上给彭德怀以有力支持，这从那时往来电文可窥一斑。1947年5月9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贺龙：蟠龙战斗后炮弹奇缺，平均每门炮不足10发，可否帮助。5月10日，贺龙回电彭、习：发出炮弹200发，82迫击炮弹1000发，均送到吴堡，请令绥德分区负责转运至野战军。5月12日，彭、习经军委转告贺龙：炮弹送吴堡甚感激。5月14日，贺龙报军委并转彭、习：根据晋绥现有条件，将于两三月后能够复装炮弹，请彭、习通令边区各旅把炮弹壳收集完全，送到碛口（黄河渡口）转工厂改装。5月18日，彭、习电告贺龙：为了加强军工生产，我们已把一部分硫酸和化验室设备经绥德运往黄河东岸，以后请你负责指挥统一生产计划。
西北战场打的是大仗，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除了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以外，就得靠贺龙的后方支援了。彭德怀给贺龙的电报，除了要粮食，最多的就是要武器弹药。王震、王世泰（四纵队司令员）这些人急了，直接致电贺龙求援：“请求发给炮弹。”那时晋绥地区的军工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且缺技术人员；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因战争早已停产，设备都坚壁起来。贺龙决定把两个地区的军工合在一处，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以供西北战场长期作战之需。彭德怀觉得这个办法很好，电请贺龙全权负责此事。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担任晋绥军区某团政委的军工专家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负责扩大军工生产。到1948年，晋绥军工已有14座工厂，生产了大量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子弹，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在兵员补充方面，贺龙的策略是加强联防军区地方兵团建设。在部队压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毛泽东称这一办法很有战略眼光。1947年9月20日，贺龙向中央军委请示以警一旅、警三旅编成第四纵队，归前总指挥，执行野战任务。次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仅1947年就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7个纵队零2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会议时的3个纵队，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2个兵团、6个军、18个师22万人的大军，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多年后，毛泽东感慨：“就那么一些人，能够打出那样的结果、那样的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西北战场不仅有一位能在前方决胜千里之外的彭大将军，还有一位能在后方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贺老总。毛泽东对贺龙的杰出贡献赞赏有加，说“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