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几年关于俄界会议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肯定了俄界会议揭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价值，指出俄界会议挽救了危局，对于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重大意义。
相较于对俄界会议意义的宏观描述，秦生从红军长征阶段划分切入阐述了俄界会议的重要意义。石仲泉曾将红军长征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第二阶段为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前；第三阶段为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前；第四阶段为中央红军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12月瓦窑堡会议前；第五阶段为从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划分上，秦生的《关于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定位与长征阶段划分的商榷》一文则认为，石仲泉的划分割裂了事物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哈达铺为界划分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是缺乏代表性的，因为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党中央改变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的川陕甘计划，经过了俄界会议提出新的方针、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的过程，完成了“长征的落脚点”新战略方针的制定，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是渐进发展、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以俄界会议为界划分更为科学合理。石仲泉和秦生见解出现分歧源于二人对俄界会议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
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
关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兵，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通道转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根据地的主张，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实行战略转兵；另一种观点是黎平转兵，认为中央红军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是由黎平会议决定的。
曾景忠撰写的《通道会议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电材料，对通道会议的背景、内容、性质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证，认为“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县的流源举行的，会议既不是军委扩大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笼统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更像“三人团”扩大会议。文章指出，通道会议没有实现转兵，不仅因为没有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体进军方向也没有转换变动，而是继续了过湘江后确定的沿湘桂边西进的部署。但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仍有重大意义。上述考证是确凿的，评价是中肯的。曾长秋撰文《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之我见》指出：通道会议是确定“策略转兵”的开始，而黎平会议则是实现“战略转兵”的标志，转兵是一个过程，而且是遵义会议召开必不可少的前提。
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巴西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会议，究竟在何处召开？各种党史材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果达的《红军长征中巴西会议会址新考》通过相关的回忆录及长征中的电报指出，巴西会议会址并非在巴西乡，而是在阿西与牙弄之间的阿西茸乡。
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扩大了长征研究领域
长征途经十余个省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因此将视线下移，从社会史和地方史层面考察长征不失为一个好视角。裴恒涛的《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红军长征与贵州社会》从政治、军事、民间信仰、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层面考察了红军长征给贵州带来的变化，是运用社会史与地方史研究方法推进长征研究的重要尝试。除此，王映泰的《红军长征在天水》、杨军的《长征·云南》、张红梅的《红军长征在陇原》、庾新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刘广明的《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马正文和司玉国的《将台堡会师》、朱惠芳的《红军长征在汝城》、袁泽光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何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周忠瑜和杨发玉的《红军长征在班玛》等论著也将地方史研究方法运用于长征研究中，扩大了研究领域。
长征研究的新特点：新领域、新方法、细节化
近十年长征研究表现出领域有新拓展、运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细节等特点，这也为将来的长征研究提示了方向和可能性空间。
一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一些尚未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的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视野，比如长征期间的“密电问题”、西路军问题、扩红问题等，但大多研究史料不够充分，新意不多。随着红军回忆录的大量面市与重版，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些尚待深入研究的议题，也会产生越来越多优秀的论著。
二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彰显了长征研究的广阔空间。近十年来，地方史、社会史、概念史等研究范式逐渐加入长征研究中，民族宗教等问题因为加入了地方元素也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利用逐渐呈现的地方史料等资料，运用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揭示长征对所过之处带来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将来长征研究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三是细节化研究是长征研究的重要新动向。近十年研究表明，会议、决策、人物的研究仍然是长征研究的重点，相较于以往，这方面研究越来越注重细节的梳理与考证。考察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从领导权力变迁及决策层面去考察遵义会议、还原四渡赤水种种细节等都体现了细节化研究倾向。以往的长征人物研究习惯宏观考察与评述，但近十年学者们更注重微观研究，就某一具体史实入手，推进相关人物研究。相关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但同时也展现了新的疑点与争论。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