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季礼供图）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出版专著100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居孝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 （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也引起了较大关注。流行的观点是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长征到哈达铺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决定去陕北。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强调这种选择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分析了红军选择陕北落脚的客观必然性，即陕北有块不小的革命根据地、正规的红军武装及有利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志清的《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指出，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是中央作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佐证了上文的结论。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是何时中断电讯联系的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中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是1934年9月，也有学者认为是1934年6月。王新生的《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考述》依托近几年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考证指出，从1934年10月7日至10日左右，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被破坏，而恰在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未带原先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局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1934年9月和1934年6月两种说法都不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