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最早见诸报道是在1989年末，首次被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当时，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优势的要求，临沂地委号召全区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这一举动得到了山东省委的肯定和支持。
1990年春，由临沂地区5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沂蒙精神”报告团赴山东济南先后作了7场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沂蒙精神走进了齐鲁大地人们的心中。
随着沂蒙精神宣传及影响的扩大，1990年9月，中办调研室赴临沂对此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写成了调查文章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沂蒙精神为全国人民熟知。
1997年，中共临沂市委、市政府广泛吸纳各界的研究成果，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这是对沂蒙精神的最高肯定和认可，对新时期弘扬沂蒙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革命时期：积极参军支前
沂蒙精神孕育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临沂人民积极参军支前，以实际行动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这是临沂人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真实写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根据地始终是我们党和军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从1938年山东省委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据统计，蒙山沂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斗4000余次，在当时根据地42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多万人血染疆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临沂人民用参军参战表达了对党的忠诚，诠释了普通民众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向往。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一门三英烈”的故事。1939年，党中央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115师挺进沂蒙山，开辟沂蒙革命根据地，驻地临沂莒南县成为党领导下的红色圣地。县里的普通村民刘永良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接受党的领导。1940年，他把长子刘福林送到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成为一名出色的八路军战士；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他又将年仅17岁的次子刘孟林送到了区中队，参加地方抗日武装；1946年，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人民解放军急需补充兵源，他的小儿子刘洪林也走上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是残酷而无情的。1947年春，刘永良的长子在对敌作战中不幸牺牲，1948年夏，次子刘孟林也血洒疆场。1950年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儿子刘洪林也壮烈牺牲。
巍巍青山埋忠骨，滔滔沂水洒碧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为支持党和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事业，像这样“一门三英烈”的事迹在临沂地区发生得太多，“父送子”“妻送郎”“谁第一个报名俺就嫁谁”，临沂人民用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支持。
参军支前是临沂人民直接支援革命的真实体现，更伟大的是沂蒙人民参与革命、支援革命的实际行动。粟裕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描述沂蒙群众，“他们是那样地坚定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子弟兵”。的确，沂蒙人民用实际行动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最感人至深的篇章，其中最感人的就是“沂蒙红嫂”的事迹。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这段来自现代京剧《红嫂》的唱词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风靡全国，妇孺皆知。沂蒙红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她们用善良和大爱，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乐章。
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前依汶河。70多年前，这里曾是山东抗战的中心，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在这里唱响并传唱全国；影视剧《沂蒙》《红日》《地道英雄》都在这里取景拍摄。位于该乡常山庄村的“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一尊年轻妇女一手搀起伤员、一手掀开衣角用乳汁救护的塑像，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它反映的就是“红嫂”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故事。
明德英，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21岁时，嫁给了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贫苦村民李开田。乡亲们让他们去看墓林，林边零星地块可供种粮，林里的树木可供柴草。从此，一个茅草窝棚架在了墓地边。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中负伤，跑到马牧池村西河岸边，敌人不停地寻找、追赶。明德英看见了小战士的处境，迎上去将他拉进自家窝棚里，盖上破烂不堪的被子。不一会，两个日本兵追赶过来，窝棚门矮得低下头都难走进去。日本兵发现她是哑巴，就比划着战士的身高、衣着，问她见到小战士没有。明德英毫不犹豫地朝西山指了指，两个日本兵急忙朝西山追去。日本兵走后，明德英上前揭开被子，发现小战士因伤口流血过多，已经昏迷过去。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将乳头塞进小战士嘴里，乳汁一滴一滴滴进战士的嘴里……小战士终于得救了。随后，她又和丈夫宰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小战士，半个多月后，小战士伤愈归队。
这样的事迹太多太多，抚养50多个将帅子女和烈士遗孤、自己孙子却饿死4个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组织乡亲们烙煎饼、送弹药、救伤员的“沂蒙六姐妹”，带领姐妹跳进冰凉的河水中扛门板架“人桥”的妇救会会长李桂芳。她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一组来自临沂市妇联的数据显示：抗战期间，沂蒙老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助伤员1.9万余人。她们用柔弱的肩膀与沂蒙的汉子们成为革命时代最可靠的后援力量。独轮车、担架队成为革命最坚实的支持。陈毅元帅曾深情地回忆这片故土：“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