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抗战家书的讲述——
他说，我的身上还有儿子的温度
■冯 超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杜怡琼 孙绍建
冯 超摄
我是一封纸页泛黄的抗战家书，静静地躺在四川省建川博物馆的中流砥柱馆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除了作为抗战史料供世人去追忆那段岁月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寻找我的主人，龙光贞。
“龙光贞，四川省宣汉县芭蕉乡蒿坝村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我身旁的说明牌上，短短几句话概括了主人的一生。但若你有时间仔细读一读我，就会对我的主人有更多了解。
“不知大人身体康健否？家中情形生活怎样？”“我的大兄在家务农耕种……近年我家年岁收成如何？”……不难看出，主人笔端流露出对家人深深的牵挂与思念。但日寇的侵犯阻隔在他和家人之间，让他忠孝不能两全：“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回家侍奉大人，才报养育之恩。”
只是，当主人在1938年6月27日将我从宁夏固原寄往四川老家后，就再没了消息。主人的父亲龙有礼只能通过我，了解到他的二儿子当时在八路军129师285旅770团3营9连，正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拼死命才能保卫家乡和领土”。但之后关于主人的一切，他都不得而知。一直到抗战胜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天天坐在家门口等待的老人家，都没能盼到他梦中的那个身影。他只能在思儿心切时，把珍藏在抽屉里的我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他常说，我的身上还有儿子的温度。
其实，在老人家不时对我呢喃的自言自语中，我了解到不只是他的二儿子龙光贞加入了红军，小儿子龙光成也和哥哥一起参加了革命，也一样没有回来。1974年，老人家去世前带着满腔遗憾把我托付给侄子龙天玉，希望家人能继续寻找和等待我的主人。龙天玉此后多次把我寄给各大报纸，求助寻找主人的下落，但因部队编制不断变化，经过多次查询后依旧没能找到任何线索，只知道主人所在的部队曾参加过惨烈的万源保卫战，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抵达陕北后作为西路军的主力参加了西征。
2010年，主人的家人决定将我捐出来，除了希望增加我的“曝光率”以便获得些许线索外，也想通过我让世人去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感知当时抵御外侮的热血儿女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之所以选择捐给建川博物馆，则是想让主人离家乡更近些。
来到建川博物馆后，我终于知晓，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国军人近300万，其中只有少数有番号和姓名记录的烈士得以魂归故里，大部分没有妻儿、没有后代。因此，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曾在哪里为祖国奋勇杀敌。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英雄就这样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从主人的家人手中接过我时，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曾这样感叹。但我觉得，主人一直都在，在每一个驻足于我面前默默注视的目光里，在每一个对祖国富强念兹在兹的中华儿女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