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红六军团是红军长征中最后出发的一支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缩编和撤编经常发生，其中“干部团”就是这一整编的产物。平时，他们是普通一兵，与战士一样行军打仗。遇到部队指挥员负伤或牺牲等情况时，做到急缺急补，降级使用司空见惯。1936年3月，红18团政委余秋里在带领部队阻击国民党军万耀煌部“围剿”时，不幸身负重伤锯掉了一只胳膊。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命令原红四师副政委杨秀山到红18团接替余秋里任团政委，对这种非常时期的降级使用，杨秀山二话不说，当天赶到红18团走马上任。后来在六甲战斗中，该团5营营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杨秀山告诉团长成钧：“团长和政委你一肩挑了，我到主攻营5营当营长去了”。在杨秀山的指挥下，5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红军长征到达西康后，担任红二、红六军团开路先锋的红12团政委身负重伤，军团总指挥部又命令杨秀山去红12团任政委，他又二话没说，连夜赶到红12团向该团团长黄新廷报到。
在红二军团的漫漫长征路上，最悲壮、最抱憾的还是在整编中编余下来被安置在沿线带领当地民众组成地方武装打游击的干部。他们中绝大多数在后来的斗争中被打散，弹尽粮绝之后英勇牺牲，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少数指挥员也是流落异地。如红二军团的红五师在长征途中被打散撤编后，有近30名团职干部脱下军装留在沿途打游击，他们明知前途险恶，却置生置名置利于度外，毅然执行命令，终生无怨无悔，可敬，可佩，可歌。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又进行了数次整编，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红二军团与陕北红二十八军的一部分整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这次缩编，一夜之间，军团首长降为旅级首长，师首长降为团首长，团首长降为营级干部。面对这一切，没有谁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谁讨价还价，而是欣然受命。
黄新廷将军红军长征时一直是红二军团长征先锋团红12团的团长。这次整编后降为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二营副营长。面对连降三级，他在整编动员会上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叫撤就撤，叫降就降，叫走就走，叫留就留。不必恐慌，也不必纠结。如果你足够优秀，不需担心；如果不够优秀，担心也没有意义。什么叫顾全大局？跳出单位的圈子、个人的圈子、感情的圈子，做到组织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叫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顾大局。”当时，面对降级有这样或那样想法的少数干部，被黄新廷的发言折服了，当改到自己头上，都始终保持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平常心。
“不计名利得失，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换取全局胜利”。这是红二军团这支老部队在历次军改中向党交出的一份满意答卷和形成的光荣传统。
193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连共2300余人组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支队由第358旅政委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委，旅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第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夏，游击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一年后，大青山骑兵支队接到上级命令，其主力返回晋中，留下两个连队在此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按命令，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应随主力一起返回晋中，到原来的第714团继续担任政委职务。可是，彭德大考虑到大青山辛辛苦苦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斗争十分复杂，留下几名连队干部不放心，于是主动申请留下来。在彭德大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大青山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3个骑兵团。
1940年，国民党“自卫军”加快了投敌的步伐，大青山根据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彭德大带领部队向国民党“自卫军”总指挥部发起猛攻，一举俘获敌代总指挥苗国华，敌参谋长鄂友三逃跑，在追击中彭德大同志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余秋里同志曾说过，第714团是我带出来的，彭德大是我看好的一名军政兼优的团级指挥员，原来让他随主力从大青山返回晋中后提拔到旅部政治部任职，他却坚决要求留在大青山，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来自红二军团的这支老部队又先后经历了十多次整编。而每次整编的方案下来，干部都坚决带头执行。例如，1952年一军与三军合编为志愿军笫一军，1985年一军又与六十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这两次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动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一些单位被裁减，干部的“官位”没了；有的单位合并，干部晋升的空间小了；还有一些列入后备干部和任职时间长的干部，原来的晋升机会擦肩而过。但是，面对进退去留,他们都自觉做到讲政治、守纪律、顾大局，愉快服从组织安排,展现出了坚强的党性、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为部队作出了好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