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作战是失败的”
43天，上甘岭又重新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美国新闻舆论说：“金化攻势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最终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陆军司令官。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上甘岭“作战是失败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彻底打掉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正面战线发动进攻取胜的信心。从此直至战争结束，“联合国军”再未动用一个营以上规模兵力发动进攻。
齐德学和张嵩山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强调，上甘岭防御战役还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的典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军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抗美援朝战争中，前期是运动战为主，后期是阵地战为主。经过上甘岭这一战役，证明志愿军正面战线已能做到攻则必克，守则必固，可以集中精力彻底解决侧后海岸防御薄弱的问题了。
许多美国人想不通：为什么花了大力气，投了那么多炮弹，死伤了那么多士兵，却拿不下两个小山头？
作为军科版《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主编，齐德学少将归纳了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的4点主要原因：坑道、炮火、合力和英勇。
在1951年夏季，战争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后，阵地战成了双方作战的主要形式。对志愿军来说，野战工事最多只能坚持几小时，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大炮的轰击摧毁,很难坚守阵地。在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中，阵地上出现了“猫耳洞”以及两个“猫耳洞”挖通形成的雏形坑道。1952年春夏，志愿军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工事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大功。
此役志愿军参战各种炮496门，共发射35万余发炮弹。按与“联合国军”同等口径火炮计算，志愿军投入的火炮数量仅相当于“联合国军”投入的一半，发射炮弹总数不足“联合国军”的五分之一。但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单位面积内集中火炮和发射炮弹最为密集的一次。与参战初期相比，志愿军的炮火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抗御“联合国军”进攻和反击夺回表面阵地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则指出，“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
第3兵团、志愿军总部乃至中央军委都高度关注此次作战，为坚决打下去提出许多具体战术要求，调集兵力、火力。各参战部队，包括第15、第12两军之间，步兵和炮兵之间，坑道内部队和坑道外部队之间，友邻阵地部队之间团结一致，密切协同，形成了抗击“联合国军”进攻和反击夺回阵地的合力。
后勤的有力保障、祖国和朝鲜人民巨大的鼓舞与支援，也是上甘岭获胜的重要因素。
然而，令所有人最刻骨铭心的无疑是部队的英勇顽强、视死如归。
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50多名战斗英雄，其中包括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孙占元、胡修道，二级英雄牛保才等。在20世纪50年代，“上甘岭精神”是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同义语。美国人算得出兵力、火力，又如何算得出有多少中国战士可以如此舍生忘死呢？这或许是他们“摊牌”前最大的一个失算。
《解密上甘岭》的作者张嵩山自豪地告诉记者，那是对自己那本《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的自我修正。书中，他不厌其烦地对比、订正有关上甘岭的诸多细节，比如开战的具体时间，双方投入的兵力，上甘岭的坑道里到底有没有女护士……书的结尾，开列了一张清单，那是上甘岭战役中与敌同归于尽的38位烈士。清单注明了每一位牺牲者献身时间、准确地点，从黄继光、孙占元到陈大脚、李子华……只有最后一位，标注的是无名氏。“有些烈士的英名已经佚失在战争的纷乱中了。”最令张嵩山耿耿于怀的是，许多作品不知道上甘岭为战役而称之为战斗。齐德学少将解释道，上甘岭作战已完全构成了战役规模,主要表现在双方兵力火力规模和指挥层次上，只是这两个方面都是逐步发展形成的，并非作战伊始便如此。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仍然是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了解那场战役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那场战争中所展现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应是我们永恒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