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重要利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打破了它们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日本全面侵华，进一步排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在华利益，并削弱其在中国及远东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国家的密切关注和不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表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并力求西方各主要国家出面干涉。但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抗战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
英国在中国有着巨额的投资，但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由于德、意两国的扩张，欧洲形势动荡不定，英国根本无力对远东局势进行干涉，因此，它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持观望态度，并把避免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敌对行为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它既担心日本利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机，侵吞自己的在华利益，又担心介入中日战争对己不利，所以只是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并进行所谓“调解”，而不敢联合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在长江上攻击多艘英、美船舰，“帕奈号”被击沉，伤亡达数十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曾一度拉拢美国，希望对日本联合采取强硬行动。由于美国不愿卷入对日本的直接冲突，英国的计划最终落空。此后，英国对日态度更趋消极。１９３８年５月，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过去积存的和以后收取的税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同意支付中国政府已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大部分海关收入，因而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法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持中立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购买军火的要求，法国政府总是力图回避。在日本的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法国内阁会议决定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送军用物资到中国。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并展开积极的斡旋活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和交涉，中法两国达成并开始一些合作项目。法国还允许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转运中国，但数量有限，且限制很多。
美国长期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自然与这种政策不能相容。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对日本侵略表示不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认为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一致行动，像隔离传染病一样隔离战争。他强调：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战争的。但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各大财团的压力和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未能采取实际行动对日本进行约束。尽管中国政府及国际正义舆论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美国的许多公司和企业仍然与日本保持原有的贸易关系，继续向日本出售可用于战争的物资。当在中国长江上发生日本攻击英、美船舰的事件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冲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趋于严重；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把日本拖入持久消耗战的事实，也使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信心。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随之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１９３８年７月，美国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对中国军民野蛮轰炸，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滥施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设备，美国国务院将极不乐意地签发此类许可证。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美国的绝大部分企业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
国民党政府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因而积极推动以九国（中、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公约签字国为基础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拒绝出席）上，中国代表多次发言，要求与会国对日本采取积极具体的制裁办法，停止向它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英、美、法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态度暧昧，除了泛泛地发表谴责言词、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外，根本不愿率先制裁日本，暴露出十足的绥靖主义立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事后评论说：“为应付远东局势而举行的这次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主要不是一个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或解决中、日冲突的工具，而是一个为英、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
德国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到中国全国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较为密切，两国政府保持着比较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曾把获得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德国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并进口军备原料。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政府声称对中日冲突持中立态度，但是继续维持着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也参与了对日作战的指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和１２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充当日本的“说客”，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议和”条件。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害怕“被舆论的浪潮冲倒”，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德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为争取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同日本、意大利订立反共公约。１９３８年以后，随着法西斯分子全面控制德国政府，德国相继宣布承认“满洲国”、撤离在华军事顾问、禁止军事物资输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德之间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易货贸易，大量的德国军火通过苏联、印度支那和缅甸运入中国。
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特别是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客观上促使了１９２９年以来中苏对立关系的改善。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通过该条约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
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０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４．５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３０００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２０００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２００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予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美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友人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德国友人，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他们全心全意支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和献身精神，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永久怀念和高度敬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人民首先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反过来又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抗战首先是联合苏联，同时还要争取英、美及全世界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当然，对英、美这样的国家，既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也要看到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尽可能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