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１１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１０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１９３６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９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于１９３７年７月在上海成立。８月，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东南亚各国的４０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发动美国纽约市５４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