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３０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１２月９日，西安城内１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１２月１２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１８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指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１２月１４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应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１２月１５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１２月１５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１８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５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１９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１２月１６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据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１２月１９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１２月２０日收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１２月２１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１２月２３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１２月２２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１２月２３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１２月２１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２６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