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１９３２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斗争初期，中共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曾给东北党组织的工作带来消极影响。１９３２年６月，临时中央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要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组织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东北党组织由于执行这种“左”的政策，在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
１９３３年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对指导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党组织主动地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１９３３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１９３３年９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活动在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濛江（今靖宇）、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１９３４年３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赵尚志、张寿篯（李兆麟）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１９３４年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活动在珠河（今尚志）、滨江、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１９３４年秋组成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活动在宁安、密山、穆棱等县。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以及饶河游击队等，也都在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军“讨伐”队，袭击铁路交通，使敌人坐立不安，疲于奔命。１９３５年冬，日本制定《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一方面加紧向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讨伐”；另一方面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集团部落”，指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农村的小村庄和散居各户驱赶到指定地点，归并成的大屯。大屯周围有深沟、土墙或铁丝网，并筑有炮楼监视。日、伪动辄以抗日反满、资助抗联等罪名，捕杀屯内居民）等政策，企图断绝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
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从上年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２月２０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说明根据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有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统一抗日行动、改革抗日军队建制的必要。于是，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英勇的斗争。１９３６年１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这一改变虽然加强了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却使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失去原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而要靠遥远的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统一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在东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约３０００人，活动于以金川老游击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５月，这两个师在游击区内配合作战，消灭部分日、伪军，打破敌人的“讨伐”，扩大了游击区，全军发展到６０００余人。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共２０００余人（朝鲜族占大多数）。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５月，第二军除与第一军、第五军打通联系外，还扩大了游击区，部队发展到５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６年６月，为加强对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东满、南满特委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书记；同时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第一路军成立后，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在通化、辑安（今集安）地区伏击日、伪军，消灭伪满骑兵２００余人，后在本溪附近消灭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主力１０００人左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１９３６年夏冬，第一路军先后派部分兵力向辽西、热河地区进行两次西征，企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但没有成功。第一路军除据有抚松、濛江、通化老游击区外，还在长白县境内和宁安南湖头新建或重建了游击根据地，打开了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在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先有七个师，后来又组建三个师，共６０００人左右。他们分别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使北满游击区扩大到４０余县。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由李延平代理，先有三个师，后来发展为四个师。他们活动于松花江南岸并向东发展到乌苏里江西岸。第六军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代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团，活动在以汤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各县。１９３７年初夏云杰牺牲，由戴洪宾任军长，将七个团改编为四个师。５月，攻克汤原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联军第三、第四、第六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及其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北满的统治，被日本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从１９３６年秋开始，日、伪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发动“讨伐”。９月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以第三、第六军主力坚持老游击区的斗争，另以第三、第四军和在吉东的第五军各一部组成远征队进行西征。１１月至１２月，开辟了小兴安岭西麓铁力、庆城、海伦等地的新游击区。留守老区的部队分头出击，取得很大胜利，并一度攻占黑龙江边的军事重地佛山（今保兴）县城。１９３７年春，北满临时省委为粉碎日、伪军自南而北压迫抗联各军于三江平原以聚歼的计划，决定第三、第六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进军黑龙江、嫩江平原开辟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部队到达绥棱、海伦地区，后来仍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抗日联军第五军主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１９３６年５月以后，日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的“讨伐”更加残酷。第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向穆棱、密山、依兰方向发展。１９３７年３月，攻克依兰县城。接着，在依兰及其周围数县内展开活动，打击日、伪军，开辟新的游击区。坚持在宁安地区的部队也进行多次战斗，扩大了队伍。第五军发展到约５０００人。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了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下辖三个师，共７００余人。１９３７年１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为了扩大游击区，第七军分两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使第七军发展到８００多人。
除上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联七个军外，到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第八军军长谢文东（１９３９年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共３００多人，后来发展到２０００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方正、汤原县境内。第九军军长李华堂（１９３９年叛变），政治委员李熙山（许亨植），共８００余人，最初活动于汤旺河里一带，后来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地。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共１０００余人，主要活动于舒兰、五常一带。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约１５００余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从１９３６年初到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１１个军，共３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了中国一些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中国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和中国同志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