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１９３５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１２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１９３５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１０月１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８月２５日至２７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１１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１１月２８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１１月１３日、２８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