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１９３３年５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１９３５年１月４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５年１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２卷第１２期。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作者注）６月１０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１９３５年５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６月９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７月６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６月９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６月１１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６月２７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１１月２５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２２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１２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在这期间，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变成中日“联营”的企业。日本商人还大规模地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１９３２年以后，民族工商业明显地走向衰败。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７６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８３９家，还有２３８家歇业。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１９３５年虽比１９３２年略有增加，但纱锭开工率很低。热水瓶、制药、印刷、橡胶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停工率也分别达到２５—５０％。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号称“北洋六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之手。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１９３６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火柴、面粉等工业，也因受到日本资本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