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３４年下半年到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战争，总的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５年春。这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１．６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３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开始时，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致使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严重的损失。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把武装力量退到雩都南部整顿，做好突围的准备。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和１３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
第二阶段，从１９３５年春到１９３６年底。这是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巩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的阶段。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约３００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黄道领导的闽北地区，叶飞领导的闽东地区，黄会聪领导的闽粤边地区，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地区，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地区，方维夏、蔡会文（１９３５年４月到湘南）领导的湘南地区，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地区，彭辉明、谭余保领导的湘赣地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边地区，王于洁、刘突军领导的闽中地区，张新江、王国华领导的鄂豫边地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地区等，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阶段。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在当地人民群众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此外，他们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作坚决的斗争。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他们没有必要的给养，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医治。他们没有任何通讯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进行斗争。
第三阶段，从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这是由继续游击战争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虽已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仍进行疯狂的“清剿”。各红军和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南方项英和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