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旧省名，辖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１９３５年开始筹建西康省，１９３９年正式建省，１９５５年撤销——作者注）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６月２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６月２８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６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７月１６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７月１８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７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照旧。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８月３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８月１９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８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８月２１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到９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９月８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已筑成碉堡，红军绝无攻取的可能；北面反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断绝退路。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而北上则有许多较好的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９月９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９月１１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