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１９３４年４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５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７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１１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１９３５年１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８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７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１９３４年９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１１月１１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２９００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１１月１６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１０个月，途经４个省，转战近万里，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１６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１０月１６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１７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６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１．６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９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２５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１１月２５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１１月２７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１２月１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１７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８．６万余人锐减至３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１２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１２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