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１９３２年５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１９３２年７月到１９３３年３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４日，蒋介石调动约３０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４．５万余人。
此前，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即处于被动地位。
６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至广水段。鉴于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七个多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建议停止在平汉路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８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往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创，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红军虽经五天激战，毙伤敌军２０００余人，但敌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９月１３日、２４日，张国焘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１０月１０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３０００里，于１９３２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另以１０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１９３２年７月初，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８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９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２０００余人落入敌手。１０月，根据湘鄂西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１２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红三军即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