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而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且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临时中央虽然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提出“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的正确口号，但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又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极大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他们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民众反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张把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改为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竟认为，这个口号里有个“商”字，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而是根本错误的。当上海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临时中央于２月２６日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提出七条主张，除主张坚决抗日外，还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等等。这种号召完全排斥中间力量，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立刻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在抗日已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资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们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他们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等。他们拒绝采用合法的形式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并为此于１９３２年６月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北方各省党组织规定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和政策。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也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上述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只能损害革命力量，造成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对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党内的一些同志进行过抵制。在工人运动中，中央主管工运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同实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并在此期间写下十几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不是“反攻与进攻”，而是“防御的与反攻的”；主张觉悟的工人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扩大工会的影响；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强调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１９３２年３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其工作任务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担负。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力量还很弱小。在日本侵略势力已经威胁到华北地区时，党本当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发动和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但是，在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后，北方一些省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先后发动多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暴动。如山东省委自１９３２年８月至１９３３年９月，先后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博兴、益都（今青州市）、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发动六次大暴动，均遭到失败。河北省委用限定日期的办法，指令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发动几次暴动，也遭到了失败。
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方针，北方党组织内是有尖锐的反对意见的，其代表人物是李铁夫（１９０１—１９３７，原名韩伟鉴，朝鲜人。早年投身朝鲜独立运动，后参加朝鲜共产党。１９２８年春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在华北做党的工作，曾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１９３７年三四月间赴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７月病逝于延安——作者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初，他写了十篇文章，批评北方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临时中央的“左”倾方针。他认为“北方落后论”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对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过高估计。他认为在华北不应提出立即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而应当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斗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争决心。他明确提出当前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李铁夫的正确意见，得到北方党组织、团组织内一些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挥下，中共河北省委在１９３４年上半年开展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把这些意见压制下去。李铁夫受到撤销领导职务的处分。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例如，从１９３１年初到１９３２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１９３３年又遭到四次破坏。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遭到破坏。从１９３１年４月到１９３３年７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并与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统治区的工运工作也受到很大破坏，赤色工会会员到１９３２年１月剩下不足３０００人。由于缺少掩护，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迁入中央根据地。
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继续执行冒险主义的方针。从１９３４年３月到１９３５年２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坏。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７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党的组织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
尽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许多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分散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们在城市工作中学习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工人群众，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压迫和进行抗日救亡而斗争。他们深入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多方面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他们还坚持做统战工作，不但努力加强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且努力同一些上层的进步人士、中间人士保持和发展联系，使这些人逐渐了解党、支持党，同情或参加抗日反蒋斗争。他们利用中国革命互济会这类群众团体，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其家属。他们还多方面深入到农民、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国民党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尽管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但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任劳任怨地工作。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中不少人被敌人逮捕甚至杀害。在上海龙华，在南京雨花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和刑场上，在燃起抗日烽火的许多大小城镇和乡村，回荡着这些先进战士们为真理献身而发出的革命最强音。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还把冒险主义的方针推行到革命根据地中去。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至５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在这之前，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几年实践经验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政策，同临时中央的政策并不一致。因此，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责他们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即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临时中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分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次会议尽管未点名，然而上述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的。
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决议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要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已被取消，所属部队归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指挥。赣南的红军在上述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于１９３２年二三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队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对此，毛泽东事先表示不同意，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根据中革军委１月１０日的军事训令，红军从２月４日开始围攻赣州，历时３３天，未能攻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国民党军队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３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这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随即把红军分为两路，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稍后，苏区中央局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开往福建，其任务是打击福建的国民党军队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准备以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东路军入闽后，毛泽东根据闽西的敌我形势，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攻取漳州，收缴军用物资，帮助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东路军于１９３２年４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这一胜利，对于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