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８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１０月底预先知道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内容之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王明是１９２５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１９０１—１９３８，苏联人，俄文原名П．А．Миф。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１９２８年２月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１９３０年７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并于１０月抵达上海。１９３１年８月回到苏联——作者注）的器重。１９２９年４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曾经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左”的思想和主张。他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在共产国际１９３０年十月来信发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之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同年１１月１３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１１月１７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即于１８日、２２日、２５日召开会议。２５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说明六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１２月１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他还批驳王明等攻击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此时，另有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政治局在１２月９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１２月１８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米夫的压力下，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１２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２５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２２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１５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发言中承担了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不彻底的责任。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１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这在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这本小册子，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但它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他指责党和红军“到一九三○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反对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左”的主张。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整个地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这次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李伟森）等一批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于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２月牺牲于上海龙华——作者注）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９日，当中共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１９３１年１月１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中央的这些措施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６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１０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１２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９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