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２９年三四月间，爆发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蒋桂战争。此后，又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的剧烈斗争；张发奎、俞作柏联盟的反蒋斗争；唐生智、石友三联盟的反蒋斗争。反蒋势力的这些斗争失败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从１９３０年１月开始磋商，于３月达成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并着手做反蒋战争的准备。５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个战场，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这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１００万人以上，总耗资达５亿元，波及中原和华南广大地区。
本来，北洋军阀的覆灭和东北“易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政治，其基本特点是以军队私有为基础，形成军阀割据。这种特点，必然不断引发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和各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尖锐化。各派军阀特别是蒋、桂、冯、阎四大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除争夺地盘以外，它们之间的争斗主要地表现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权的争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发生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此外，中国的各派军阀都是以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为背景的。因此，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军阀之间的混战。只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
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中国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它们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国际上，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因此，这次“左”倾错误，史称“立三路线”。１９２９年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１９３０年３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
早在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１９２９年２月、６月、８月和１０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多次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１０月２６日的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的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根据这种估计，通告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４月、５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国革命将会在这一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
在对革命形势所作的这种错误估量的基础上，决议认为当前党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决议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
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看法，也回到已被党的六大批判过的“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认识上。决议虽然承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决议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７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７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２７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８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例如，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１０月，中共南京市委和市行委委员有６人被捕，３个区委的干部全部损失，１５个支部全部被破坏，１００多名党员被捕，近百名党员被杀害，造成南京党组织的第六次大破坏——作者注）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１９３０年６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８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８月２０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１０００余人，俘敌１０００余人。８月２３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３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９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今宜春）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１０月４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３０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４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本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李立三的观点同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当前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和低估敌人的力量，以及停止党、团、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都是错误的。１９３０年７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７月２３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议决案强调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发展红军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实际上是对李立三不重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观念的批评。议决案还批评了根据地的一些“左”的政策，如禁止土地买卖、实行集中供给和限制对内贸易等。这些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议决案通过的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７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８月中下旬，他们相继到达上海，开始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瞿秋白、周恩来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向李立三、向忠发等全面分析形势，阐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周恩来等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１４人，中央审查委员２人，其他代表２０人。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又因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审查委员。这次补选，把毛泽东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把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这些组织措施，不仅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