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党的六大以后，党还与陈独秀等人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于１９２７年底和１９２９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由于没有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组织红军，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和工厂，准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停职而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回到上海后，他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经常写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以“撒翁”的笔名发表在党的刊物上，揭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因此，他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大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满。应当指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
１９２９年春，当陈独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件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认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独秀等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也不赞成。但是，陈独秀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只应偏重于经济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８月至１０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转变的特征，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到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观点。他还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民主革命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陈独秀在中央对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复以前，便将这些信件经过彭述之等在党内散发，鼓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党的路线，并且秘密进行小组织活动。
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１０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继续进行宗派活动。为此，中共中央在１１月１５日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１２月１５日，陈独秀等８１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几个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等）在上海联合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或“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由于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