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８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３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１９２８年３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４月２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４月下旬至５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１００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４月２８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任弼时。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上。但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１８８８—１９３８，苏联人，俄文原名Н．И．Бухарин。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１９３７年被开除党籍，次年以“叛国罪”被处死。１９８８年苏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他平反——作者注）亲自予以指导。６月９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６月１４日、１５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２１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１４２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８４人。（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作者注）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２３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３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３名委员、２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７月２０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１８８０—１９３１，湖北汉川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在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１９３１年６月在上海被捕叛变，随即被国民党枪杀——作者注）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中，没有认识到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基本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正是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的不正确分析。六大以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即一方面正确地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在政策上则容易出现混淆革命性质的“左”倾错误。
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六大虽然承认当前没有革命高潮，不具备立即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至整个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是１９２８年７月至９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形势和任务的理论。“第三时期”的提法，此前出现于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被中共六大接受，写入大会的《政治决议案》。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为第二时期，即资本主义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１９２８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必然引起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为此各国党应当反右倾，实行进攻路线。这一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作者注），影响到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后来六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虽然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任务，但仍把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本来，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要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然而，六大却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大会发展了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继续片面地强调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８４名代表中，工人占４１人。六大选出的由２３名委员和１３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２１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１９２８年４月至９月期间，留守中央在国内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国、美国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山东、东北的权益给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派得力人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士兵运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开会期间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等等。这些工作，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媚外政策，争取群众，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城市职工运动和农村斗争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通称为第三党。该党先后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１９３０年８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国农工民主党（１９４７年２月）——作者注）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