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
南京政府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等措施，加上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减少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例，据中国银行１９３０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１１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１９２９年度平均增长２０％。再据中国银行１９３１年度的营业报告统计，上述各行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橡胶业１９３０年增长率为２５０％，１９３１年增长率为２００％；棉织业１９３０年增长率为１２０％，１９３１年增长率为１２８％；卷烟业１９３０年度增长率为１３０％，１９３１年增长率为１１５％。１９２８年，新设工厂的注册数和资本额也有所增加，分别为２５０家和１．１７多亿元。民族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一度发展。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首先，民族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以纺织业为例，１９３０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１４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４０—５０万枚。１９３１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６万余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１０万余枚。其次，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如买办资本雄厚，不如买办资本那样能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再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广大农民购买力极低的情况下，国内商品市场的逐渐萎缩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第四，南京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军费开支激增，另外还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欠下的全部外债，这样，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就微乎其微。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主要在大城市之间和铁路线上进行，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环境。第五，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千方百计地向民族资本家勒索，如采取开征新税，采用绑架等恐怖手段或以其他罪名逼迫“捐款”和交纳“赎金”等，使他们常常陷于困境。第六，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增加其财政收入，并非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民族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原料和设备的关税往往很高，这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的。由于上述原因，从南京政府建立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几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某些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愈来愈缓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以新注册工厂数为例，１９２９年已从１９２８年的２５０家下降为１８０家，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年更分别下降为１１９家和１１３家，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由于国民党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蒋介石等人在背叛革命后仍然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它做过某些让步，一时给人们造成国民党政权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印象；加上这个政权在形式上暂时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采取了个别有利的措施，这些情况，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产生过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事实上，这种希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党在建立政权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因此极力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拉拢和利用。然而，一旦政权稍有稳定时，便培植和发展一种新的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其个别代表人物虽然参加了南京政府，但只是被拉拢和作为点缀，并不能起多大作用，而且很快被踢开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