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
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一大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１９２５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撰写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针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陈独秀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根本上还是要Ｃ．Ｐ．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Ｃ．Ｐ．，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文中“Ｃ．Ｐ．”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引者注）萧楚女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但没有损害国民党，而且使国民党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羽翼尚未丰满，公开反共的条件不成熟，他们这时还不打算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愿意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于是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还难以识别，以致吃亏上当。
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自１９２２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开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１９２３年２月他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长，８月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工作和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表现积极。孙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１９２５年９月，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尽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实质却与三大政策相抵触。他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向孙中山呈交的《游俄报告书》和３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看法。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暂时表示接受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发展，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被称为“武装的戴季陶主义”。
两次东征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响。这都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由于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蒋介石的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认为蒋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中共中央据此不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后经过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