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２０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鸦片战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１７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
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到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１８４０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腐朽落后的清军虽有数量上的优势，又在本土作战，却抵挡不住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相继失陷。１８４２年８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２１００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０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俄国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先是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５８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后又通过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４０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１８６４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部４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１８８４年至１８８５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中越边境和东南沿海相继挑起战端，中国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却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战局，并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昏聩透顶的清政府却在有利的形势下向侵略者屈膝求和，订立了新的不平等条约。
在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弃台湾；向日本支付２．３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其中３０００万两是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偿金）；日本还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境地。
１９００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即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１８７４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１８８８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１９０３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５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０５年的６６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不计由外国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仅支付战争赔款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含利息），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８０００多万两白银。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１９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为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与此相关联，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除在华企业投资外，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争夺“势力范围”和左右中国政局的工具，在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们通过其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列强看准这个机会，纷纷向清政府提供苛刻的贷款，除指定关税和部分盐税、货厘作抵外，还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帝国主义通过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在中国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从鸦片战争至１９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３２００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中国开办许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培植为他们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２０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