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要强大？
知名学者萨苏曾有过这样的考证——
根据日本方面的档案，南京陷落前，日本军部11月7日给“中支派遣军”的临参命第一百三十八号命令，限定了日军在华东作战的范围不得越出嘉兴苏州一线。
或许，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仍然期望着把这场战争限制于局部。毕竟，积贫积弱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德国大使陶德曼还曾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对于双方议和的“广田条件”——这个条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内容，也没有要求华北自治，白崇禧看了当时就反应：“那还打什么呢？”
然而，11月19日苏州沦陷，同一天日军“中支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根本无视限制作战区域的命令。24日，看到对南京的作战进展顺利，日军大本营随即补发了取消作战区域限制的命令。
在长江上进行炮击的日本军舰。
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一天后，陶德曼表示广田的条件已经是过去时了——能战方能言和，以中国的军力，当时已经没有这个本钱。
果然，不到两周时间，南京沦陷。
一些人不无遗憾地认为，如果中国当时能够强硬防守南京，或许有可能与日军在嘉兴苏州一线实现对峙，让日军暂时打消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念头。那么，南京大屠杀或许也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假设还有很多——
假如“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没有放下武器“挺着死”，蒋介石没有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许1937年的时候，日本的势力仍然停留在东北。
假如长城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能够倾力抵抗，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卢沟桥”。
再往前看，假如日本第一次出兵进犯台湾的时候，已经打赢了的清政府没有妥协退让，或许连甲午战争都不会有，更不用说后来的抗日战争。
假如甲午战争时中国能够打到底而不是赔偿白银2亿两，日本军国主义的怪兽或许早已被关进笼子里，中国的命运也将彻底改变。
……
但诸多假如，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军国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当时的中国，已无力制止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
那么别的国家呢？
电影里，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后，拉贝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悲痛地叙述发生在南京的惨剧。他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干预，制止日军的非人类行径。毫无疑问，这封信石沉大海。
日军甚至频繁闯入拉贝等外国友人设立的安全区内随意行凶。幸存者许自强的多位亲人被残忍杀害：“当时搬进安全区时，我们这一门内有三四十人，过了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就剩下十七八人了，真是安全区里也不安全啊。”
电影《南京！南京！》里，日本鬼子进城，范伟饰演的“唐先生”面对盘查，曾经用日语喊出过“朋友”。他对同伴说：怕啥，我是给德国人做事的！但最终，“给德国人做事”的身份并不能帮他避免惨剧。
拉贝的中国司机也惨死在了日本人的军刀下。
中国人无比感谢拉贝、威尔逊等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提供的无私帮助，但又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真正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制止敌人暴行的，只有我们自己。要让日本右翼势力心甘情愿正视历史并为过去道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国家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拉贝等手无寸铁的外国人可以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放下武器的中国人却被屠杀的原因——拉贝等人身后是一个个强大的国家，而中国战俘的身后是冰冷的长江。
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之一武藤章在调离中国战场时会幡然醒悟说，我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2年，然而事实上却“一无建树”。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人”。“我在华中、华北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民族的。”
因为抗争，因为自强，中国人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国家、军队无力抵抗侵略的时候，任何言辞对侵略者而言都是苍白的，包括和平。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曾创作过一幅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饱受历史苦难折磨的中国人应当明白这个泣血的教训：和平鸽如果没有雄鹰护卫，最终只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而在中国人心里，国家每强大一分，黑暗才会后退一分。
让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