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就是这样一个宠辱不惊的赤子，一生中却有过三次激动不已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指1991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所说的“今年”，是指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见，在钱学森的心目中，祖国与人民拥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研究学问，同志间互相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
钱学森不仅在科学问题上认真，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中也有一股认真劲儿。日常生活中，他将“公”和“私”分得清清楚楚。
钱学森一生烟酒不沾，唯喜喝家乡的龙井茶。与他通信来往的人中，杭州人也不少，有时人家为了对他的指教表示答谢，送他一点茶叶，他回信说：“您给我带来家乡春茶，我十分感谢！但现在茶叶价高，如作为礼品送我，我实在不敢接受。如您答应作价交换，请用电话告涂秘书，我们再到尊寓去取，不然就请您留下自饮吧。”有时别人通过邮局把茶叶寄过来，他也通过邮局把钱汇过去，并附信说：“就是因为茶叶问题，所以到现在才复您信，十分抱歉！茶叶我不能不付钱，这是我自立的规矩，一直坚持，对您也不能例外。因此汇上400元，请收下，我感谢您的好意。”后来中央有了明文规定，他拒收礼品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茶叶钱我必须奉还，此为中央规定，我必须执行。此事由我的秘书涂元季同志办理，请您不能客气。”
在另一封信中，钱学森说：“研究学问，同志间互相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杭州出版单位找上门来要给他出书，他回信说：“我是杭州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出书，杭州也不能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