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华苏维埃沦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毛泽东在红色之都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即使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也有必要和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这些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却没有被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所关注和重视。事实上，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提出的“武装割据理论”以及他在赣南红土地上一切成功的实践，一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赣南会议上，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正式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主张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从上海搬到瑞金。博古等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博古等人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肥大的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等却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一败再败。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残阳如血，秋风瑟瑟。10月中旬的某个傍晚显得特别凄凉。以党、政、军为一体的长征已成定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失去了固定的版图而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86年前的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