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主任接触也就半年时间，从1969年8月至1970年1月。坦白地说，我对他只有畏惧而没有亲近。他一次也没有表扬过我，常常是板起脸批评。有天晚上放露天电影，刮北风，有点冷，我穿着大衣去了。到场一看，全场就我一个穿大衣的。散场后，他把我好一阵臭训：“一个新兵，不按规定着装，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像个兵吗？”我写的材料和稿件给他审，每次他都会挑出一堆毛病，批你一通。记得团队在山西执行任务时，有次我从一营采访回来，稿件中写到二连一名战士因在石灰池边工作，受有害蒸汽伤害，眉毛都掉光了。他指着这句话说：“太玄乎了！你是亲眼看到的，还是听人说的？”我说是听副教导员说的，他要我重新核实。我打电话问副教导员，他说没问题。“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吗？二连离营部几十里，他到二连去看了吗？你马上去二连核实，要见到战士本人。”
从团部到一营部可以坐火车，下火车到二连因没有公交车，就只能坐“招手牌”了，拦到什么车坐什么车。我很不情愿地上路了，觉得孙主任简直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可到二连一看，那个战士的眉毛根本就没掉，只是在生石灰倒进石灰池见水后，沸腾的池水中跳出一小块渣子打在他的眉骨上，伤及皮肤和眉毛。他眉骨上留下了一个小疤，眉毛少了几根，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成眉毛掉光了。我回去汇报后，他对我说：“写材料、搞报道，不能有一句假话。登不登报无所谓，但如果说假话就要处分你！”我感谢他让我避免了一次失实，但对“说假话”的批评感到很委屈。
孙主任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我却茫然不知，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还对他的严厉屡有微词，我拍了一下脑袋，说：“我真浑！”问：“他现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说他早就转业到了西安。算起来他应该90 岁了，不知他是否还健在？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孙主任把我留下来了，1970年元旦后不久，我就被调到师报道组，当年被提干，下的是排长命令。在师报道组，我逐渐成了挑大梁的人，写的稿件几乎都能上省级以上报刊，师里三个步兵团先后都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署的虽然是集体笔名——陆岩石，但执笔者是我。与成绩突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立功受奖、外出学习等好事都没我的份。有次《长江日报》编辑来报道组讲课，邀请一人去给报社介绍写小评论的体会。他知道我是主要执笔者，有意于我，领导却派了一个不会写评论的人去，而且还要我写好了发言稿给他带去念。领导公开说：“你不能出头露面。”师里出了一个机要员典型，领导春节也不让我过，硬赶我和另一人去他的家乡采访，稿件写完后要送北京，领导却只带他去了，结果军报编辑部要求修改，他们改了两遍不过关，这才让我赶往北京。
如此四年多时间，一起调来的战友有的正式下了政治部干事的命令，有的下基层提升了，我却依然还是排长。为什么会这样？我隐约听到了一个严重情况：被家乡人告了！告我的是一个姓谢的干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后任县司法局长），一口咬定我是打革命领导干部的组织者和凶手。如果所言为真，至少在部队是待不下去。为弄清问题，部队一直在派人调查。直到1974年9月的某日，新任政治部郭主任找我谈话，说：“过去我们对你不大放心，经过反复调查，现在放心了。”他没有告诉调查的详情，接着说：“决定你到通信营有线连任副指导员，三个月熟悉一下情况，再改指导员。”就这样，罩在我头上的阴霾散去，接下来的4年时间我连升四级，当到了教导员。接受调查的这段经历让我后怕，如果领导不下决心查清楚，我就被谢某人告回老家去了。我对老部队、老首长的深厚感情，就是由这一件件事积累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