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对逆全球化的担忧和批评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杨靖旼 杨雪冬）
内容提要：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在一些国家抬头，引起许多外国学者的担忧和批评。学者们指出，经济全球化促进活跃的经济行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入的国际合作，给全球带来增长和繁荣，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的是明智、有效的国家政策，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逆全球化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降低本国民众福利、妨碍具体问题解决、导致全球责任真空，必须高度警惕其危害。
逆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社会情绪和思潮，而且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行为。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在一些国家抬头。逆全球化的言论和行为违背时代潮流，其危害性引起许多外国学者的担忧和批评。
逆全球化在当今世界的典型表现
公然提出“本国优先”、挑起贸易战、实行单边主义政策等，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比如，美国曾经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现在却将其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变成了逆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动者，四处挑起贸易战。在斯蒂格利茨、萨默斯、萨克斯等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打着维护本国利益、劳工利益幌子试图扭转全球化进程的举动，既不能解决国内问题，又损害长期精心构建的国际形象。
提出“本国优先”。美国学者马克斯·布特在2016年发表于《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中，将“美国优先”总结为这届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对全球化大加攻击，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他强调，“美国优先”是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征兆。对此，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批评说，固然要对本国利益负责，但是不能将本国发展与全球发展割裂开来。
挑起贸易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前政策研究专家劳伦斯·钱迪撰文指出，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引发贸易战。以本国优先为逻辑起点，贸易保护自然成为其经济主张。皮尤研究中心在《公众不确定，美国的世界地位分歧》报告中指出，“美国优先”的政策坚持“以利为先”原则，是经济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的回归；名为追求公平贸易，实则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强行对其他国家施加贸易压力，破坏稳定的世界贸易格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2017年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于二十国集团（G20）之首。美国的攻击性贸易举措引起国际社会及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
实行单边主义政策。这届美国政府以减少在全球议题上所谓“不必要的浪费”等为理由，退出了一些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多边机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还退出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遭到西方盟友的强烈批评，而且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严厉批评。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撰文指出，当前美国政府的不可预测性，正让更多人怀疑美国的可靠性；美国现在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最大扰乱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说，“多边机构使国际合作更便捷，使政策承诺更具可信度，且能够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不幸的是，在过去这一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州政府表示，要继续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
发出捍卫经济全球化的理性声音
与杂乱和非理性的逆全球化声音相比，批判逆全球化的声音更为一致和理性。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从历史趋势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交往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全球价值与生产链所形成的复杂联系，铁路、船舶、飞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促进了活跃的经济行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入的国际合作，任何行为体或国家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编辑比尔·埃莫特认为，西方人自己发明了全球化，而当前美国的方案恰恰是在妖魔化自己的这项发明。
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增长和繁荣。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为全球化辩护》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逆全球化将全球化错误地视为零和博弈，是在反对消除全球贫困。他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是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不平衡程度下降。这不仅能够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反映出来，在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体现。全球商业委员会主席保罗·劳德席纳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生活越来越丰富，信息、机会与选择越来越多。全世界年轻人的世界主义情结日益增长，与长辈相比，他们对多样性问题、环境管理、通过非军事途径参与国际事务显得更积极。全球贫困和传染病正在以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回落。
从经济全球化中政府的能动性出发，认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这一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这一过程。美国知名印度裔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为全球化辩护》一书中指出，结束跨国贸易对最贫穷者打击最大。应对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不公正，需要的是明智、有效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全球化的重大逆转。这些国家政策包括成本高昂的教育、技能培训、再培训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托尼·裴恩教授在《去全球化还是重新全球化》中为中左翼者提供了应对逆全球化的方案——重新全球化。他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讲，还可以设想另外不同的全球化模式。
呼吁高度警惕逆全球化的危害
国外学界普遍担忧逆全球化产生的严重破坏性，呼吁高度警惕逆全球化的危害，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逆全球化不仅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而且会降低本国民众福利。世界贸易组织2017年的《贸易统计与展望》指出，2012—2016年，全球贸易量已经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的实际增速。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一些经济学家将这种经济行为的萎缩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所经历的萎缩及其暗含的危险局势联系在一起。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貌似关心美国民众福利，但采取的措施将产生巨大成本，并通过多种形式转嫁给普通民众，最终损害民众福利。
逆全球化会妨碍具体问题的解决。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试图通过鼓吹“本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将海外企业拖拽回本土，并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只是给国内问题找一个国外“替罪羊”，无益于解决本国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正问题，更不可能解决因产业升级而导致的对低技术型劳动力需求下降问题，甚至会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逆全球化还会助推民粹主义高涨。美国桥水基金会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当下正处于民粹主义高潮期。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史蒂夫·科尔早在2009年发表于《纽约客》的《去全球化》一文中就指出，去全球化会使全球竞争的方式更倾向于好战的民族主义。
逆全球化会导致全球责任真空。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要求各国承担起全球责任，发达国家尤其要有担当精神，继续发挥应有作用，否则就会造成全球性的信心危机，阻碍各国通过长久努力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不断深化的全球治理合作。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逆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推卸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会导致全球责任真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了这种忧虑，并且希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要一意孤行，倡导各个国家以切实行动坚持与维护国际多边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