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标志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南昌起义是一部血书，铭刻教训开路前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既是初次亮剑，也是艰难探索。无论从军事运筹、作战指挥，还是从政治建设、思想武装等方面来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都缺乏足够的见识和经验。
从军事上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约有3万多人，实力并不弱小，周边的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国民党内部也不统一。然而，起义军那时并没有确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而是舍近求远，希望到广东重整旗鼓，再图北伐。结果，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后遭到敌军反扑，很快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朱德在回忆中也提到：“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3万多人只剩下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打大城市”。
从政治建设上看，由于南下行动仓促，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彻底政治改造，被迫参加起义的蔡廷锴部第10师，在出发后第二天，竟然清退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通电脱离共产党，投奔浙江军阀陈铭枢。在南下过程中，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加之行军艰苦异常，逃兵极多，部队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旧军队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已被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人民军队战胜强敌，既要打赢战略指挥方面的军事仗，也要打赢脱胎换骨的政治仗。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血的教训，终于形成了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把松散的旧军队和农民军队改造成了全新的、过硬的人民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是一方明镜，砥砺忠诚锤炼品质。军史记载，在经历了汤坑战役失败、三河坝分兵之后，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残部转移到江西安远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面对作战失利、队伍零落涣散的严峻形势，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站出来进行革命动员：“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元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其后，朱德又在大余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在上堡整训部队、实施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摸索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全面领导，这才保留住了后来井冈山胜利会师的800多人的正规部队。这800人中不仅走出了朱德、陈毅、粟裕等解放军著名将帅，还为人民军队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即便是很多在战斗中失散或离开的革命者，胸中依然常怀信仰之魂、革命之火。护送周恩来去香港的叶挺，在南昌起义不久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抗战爆发后担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被扣押后严拒国民党威逼利诱拉拢，入狱5年之久，出狱第二天就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具传奇色彩的廖云周，在起义失散后根据组织安排打入国民党军从事兵运工作，隐忍潜伏20年，在淮海战役中成功率领国民党军110师起义，为我军围歼黄维兵团、取得淮海战役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相对的是，有坚守就有游离、有忠诚就有背叛。比如，南昌起义中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指导员、后来担任过中央红军参谋长的龚楚，在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政治引诱前，失去了信心，悲观动摇，背叛革命，成为“红军第一叛将”；蔡廷锴的外甥、南昌起义时担任营长，随其舅父脱离起义军，后成为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的区寿年；宣布脱党、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少将的文强等人，都曾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却由于种种原因，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人民的对立面。事实证明，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革命洪流砥砺的是忠诚、涤荡的是品质，如果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没有忠贞的革命信仰、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就不可能坚持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