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和制度之争为国际安全埋下祸根
细数人类历史上两方或多方的战争，绝大多数是不同文明和制度间的争夺和对决。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
他指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亨廷顿的理论和结论夸大了文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在解释当今国际问题时却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地区危机和冲突无不牵扯多种文明和多方势力，从根本上看，是文明、制度的冲突和地区文明主导权的争夺。
西式文明的野蛮扩张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民主输出作为外交策略的重点，强行输出民主，野蛮改造世界。
从席卷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到乌克兰危机，再到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潮危机，再到肆虐已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正是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是西式文明在全球范围的野蛮扩张所致。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去年以来已有超过36万难民涌入欧洲。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等国。)
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这些国家内政横加干涉，对合法政府实施制裁，暗中培植西方代理人，以推动政权更迭。
由于西方势力和国内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多数国家的原政府纷纷倒台，但新的合法高效政府的建立却遥遥无期，多数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或内部战争。任何国家的制度和体制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特性，强制推行“民主”的后果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民族分裂和经济倒退。
当前，难民潮正冲击着西方价值观的堤坝，美欧之间及欧盟之间的分歧都在不断加大，西式文明野蛮扩张的恶果不断显现，不仅导致以上地区的长期动荡，而且引发外溢效应，威胁国际安全。
文明冲突滋生恐怖主义
简单说，恐怖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政治的失败，既有国内政治的失败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的失败因素。自“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毒瘤”，反恐形势呈越反越“恐”之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国家民族宗教仇恨、力量的极度不对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对经济政治利益的非理性诉求、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从最近几次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可以看出，其背景都与正在发生的地区战争或冲突有关。
从表面来看，近期俄罗斯客机遇袭、法国巴黎遭遇暴恐的直接原因是俄法两国高度介入叙利亚战场空袭打击极端势力，但实际上极端势力在中东肆虐已久，根本原因还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西式民主”在野蛮扩张后“水土不服”所致。
原有政权在按照西方意愿被推倒后，西方和民众所期待的“民主”制度却没能及时有效建立起来，反而产生了政治的混乱和安全的真空，其后果就是恐怖势力的滋生和坐大。
(2015年9月15日，滞留匈牙利边境的难民就地露营。)
尽管“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不代表一种文明，但其发展壮大的根源却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西方文明在中东地区的非理性扩张。同时，西方国家在反恐立场上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势力的一大障碍，为恐怖势力蔓延和外溢提供了空间和温床。
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是几大文明的交替与融合，而不是排斥、冲突和对抗。只有尊重和承认不同文明间的界限，建立在不同文明基础上的共同世界秩序才是避免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作者：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 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