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研究筹划改革当中，无论我们向外军学习什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国体、政体的不同，军队性质的不同，一定要接中国的地气，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改革道路。
俄军改革：战争实践与国家转型的双重压力
俄罗斯是一个曾经辉煌而强大的国家，素有尚武传统。1992年时的俄军指挥体制脱胎于苏军，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是高度合一的。除陆军外，其他军种既有建设管理权，又有作战指挥权。
联合作战指挥权集中于总参谋部，但没有常设的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俄罗斯军事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家全面转轨的大动荡背景下开始的，经历了三轮大的改革。
第一轮改革是1992年到1999年，依托军区搞联合。当时的想法是，把军区领率机关变成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但最终大的体制没有调整，总参也没有放权，军种仍有指挥权，军区还不具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只是在堪察加半岛和加里宁格勒方向，分别组建了由海军舰队司令领导的联合战役司令部。两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既暴露出了指挥关系不顺的问题，也暴露出了陆军和空军联不到一块的问题，教训非常深刻。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总参谋部将命令和指示下达给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转达给第58集团军司令部，第58集团军司令部再转达给联合军队集群司令部。
同时，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和第58集团军司令部却不进行作战指挥，而只充当中间环节，在联合军队集群与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之间来回传递信息。
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上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高加索军区一位军长甘纳迪·特罗舍夫将军回忆说：“制定计划的重担全部由在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部基础上组建的联合军队集群参谋部承担。数百名来自总参谋部的将军和军官抵达后只充当顾问，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空洞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指令牵制了军区司令部。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也就是提供关于可能之敌、非法武装的数量、战备水平、行动的可能性质，以及非法武装头目的位置等可靠信息。战役计划实际上是盲目制定的。我简直难以想象那群不知为何而来、整日喋喋不休的莫斯科首长的马虎和糊涂。忙乱和官气十足显然无助于有计划地和深思熟虑地准备当前的战役，连战役开始日期也变来变去。”
第二轮改革是2004年到2007年。在普京总统亲自推动下，理顺了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关系，真正确立了国防部长对总参谋长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总参谋部下放战略方向的作战指挥权。
先是提出组建独立的地区联合司令部，后又尝试通过赋予军区战略方向战役战略司令部的地位，把军区领率机关变成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但均未取得成功。后来，在理顺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关系、总参谋部下放地区性作战指挥权的基础上，搞了组建地区司令部的试点。
但在建立战区指挥体系上，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想抛开军区搞联合，在军区之上增设一个地区司令部。试验证明，这种改革不符合联合作战指挥的要求，战区总部体制不但没有实现联合的目的，反而在军区和总参之间“制造”了一个多余的中间指挥机构，降低了指挥效率。再加上由于军种特别是军区，不愿意放弃指挥权，而且许多高级将领抵制、反对，最后导致改革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