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在回答记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提问时说，自己当初之所以下令“绝对不许抵抗”，初衷是不让日本人有借口。
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其实荒诞不经。侵略者想侵略有的是借口，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总善于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事端，当我们还在一头雾水地调查和斡旋时，日军就大打出手了。甲午海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玩的都是这些招数。
忍签“和约”求不来真和平，委曲求全求不来真安全。割肉饲虎也许可以换来一时和平，却换不来长久的真正的安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渴望和平，也不想把东北地区拱手让人。然而，“除不抵抗外毫无办法，除镇静外毫无筹谋”。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日本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不抵抗”很简单，却是以丧权辱国、苟且偷生为代价。侵略者就是在得寸进尺中胃口越来越大，野心越来越膨胀。九一八事变后，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悲痛地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令他无地自容：“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真正具备了“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数中华儿女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同仇敌忾，血战到底，最终看到“天亮了”的那一刻。
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对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只能靠猎枪相迎，而不能用美酒相敬。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可靠的安全环境。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卫国。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军人的腕表上，没有和平刻度，只有战争和战争准备期。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枕戈待旦，战时才能拔刀亮剑。面对那些狼子野心的觊觎者，我们既要有防狼之心，也要有打狼之术，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记住古代罗马作家韦格修斯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
（《解放军报》2015年09月18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