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但有些人担心在信仰自由的大环境下，对宗教的发展进行干预会引发宗教事件。
戴旭：敌对势力利用的恰恰是这种消极退避的心理。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前提必须是保证爱国的。这一点，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而且，意识形态斗争就是要敢于碰硬，不仅要善于运用我们的理论武器主动迎战，还要懂得拿起国家的法律武器。
要清醒地认识到，二战后，美国征服世界的主要战略指导已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向文化帝国主义过渡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宣系统中，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有清醒认识、都有文化战略意识。
本刊记者：您在不同场合和著述中都表示，美国对中国国内的一些顽固坚持反党、反政府立场的人，暗地里给予了大力支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戴旭：这是美国全球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就像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的，现在网络上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带”：“红色地带”，就是以爱国网民为主的一方，他们人数占优，但没有主阵地，处处受限；“黑色地带”，就是那些“推墙”“砸锅”的人，他们是少数，但掌握着网络传媒和新媒体平台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可以任意制造舆论事件，在网络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灰色地带”，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红”“黑”双方都在努力争夺的区域。在意识形态角力的网络“棋盘”上，谁最终占领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谁就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今日之中国，需要高度警惕、认真应对思想文化阵地被入侵的状况。思想文化阵地，才是“心防”的制高点
本刊记者：如何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戴旭：最根本的取胜之道，是重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信仰。当年的解放战争我们为什么能赢？不就是因为我们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每名党员干部为了民族的利益舍生忘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而完全、彻底地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吗！黄继光、雷锋、张思德、焦裕禄等，这些英雄模范不就是人民心中的榜样吗？人民信赖中国共产党，所以才愿意把领导自己的权力交给党。
我不太同意当前有人说的，我们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一旦有这种思想，一些人就想当官做老爷了，腐败之风、奢靡之气必然滋生蔓延。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斗志，你不想继续为人民服务了。那你就颓废了，就堕落了，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成为你曾经反对的东西，像晚清王朝和蒋家王朝那样，人民就会离开你，反对你，推翻你。
为什么去年10月份习主席选择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不仅关乎政治建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突出思想建党的意义。什么是思想建党？就是把“为人民服务”刻在每名共产党员的头脑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需要实现的目标还远得很，我们现在仍然像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取得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永远要在“革命”的路上前进，不能驻足停留。
现在，一说到“革命”一词，就有人把它同“战争”甚至“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进行妖魔化、污名化。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了，这不是自我否定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路走来的？新中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最早也叫做革命党、革命军。
著名作家张承志在他的一篇散文《秋华与冬雪》中这样说：“由于那么多的背弃，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渐渐很少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与美相提并论。开口诉说革命，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诉说革命，已经需要重压之下的勇气。”但即便如此，他说，他还是从共产党的总书记瞿秋白的身上清晰地“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轻死的痕迹”。张承志发问：“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我理解，“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词典里“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在战争年代，革命就是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因为你通过和平的手段做不到啊！推翻旧制度以后，为人民服务还要继续进行，那就是建设新中国。
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只是时代的内涵更新了。不能因为不打仗了，就放下革命的理想，换上坐江山的心态。再说了，中国现在还没有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理由可以放松精神、安于“执政”？习主席提出“中国梦”，就是鼓励我们这个党继续前进，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重拾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向前，向前，向前”！
革命和改革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国家进程中的伟大成就，换算成人心指标，而不能只强调经济指标。
文宣部门必须掌握最新的舆论工具，以符合时代特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和国家建设的最新成就转化成老百姓的信心和力量。其次，文宣部门要会讲、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党员干部要真的像焦裕禄一样，用自己全部的赤诚去书写故事。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人民把共产党视为信仰，党政军民重建血肉联系，这是把“灰色地带”染红最有效的办法。
此外，我们在具备敌情意识的同时也不能时时处处用敌我关系看待一切，即便是离开我们的一些群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朴实的，需要我们认真检视并克服自身问题，用良好形象和浓郁真情去争取他们回心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