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是谁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战败后一蹶不振。被八国联军赶出紫禁城之后，光绪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说得头头是道，但通篇竟没有一字自我批评：是谁造成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曾一针见血指出：“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晚清军事变革，一会儿学英国，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现代化学业，根本便在于“积习”不改。
“资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样？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曾向皇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实，这哪是乏才的问题，根本就是官场死气沉沉、生气已无的气象。当过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嘉庆朝军机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视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镛，教他的门生如何平步青云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晚清并非没有如克劳塞维茨一样见解深刻、胸怀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浅、愚蠢自大的统治者重视而已。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叫赵烈文，在洋务运动刚开始、一切貌似欣欣向荣的1867年，就预言“本朝”将“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结果如赵烈文预言的一模一样。但高瞻远瞩的赵烈文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隐秘的预言家，根本无缘参赞国家军机。为怕直言惹来灭门之祸，他关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深藏箱底。
同样是留学英国、胸怀大略，伊藤博文当了日本首相，而严复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旁议学者。此外，北洋水师还有个小官叫姚文栋，处处留心研究日本，并怀远征日本之志，但至死都处在体制的边缘。孙中山屡次给“李中堂”建言献策，但终无一用，被迫反清创立民国。
3、技术推动时代进步，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晚清中国GDP约占世界1/3，人口、兵员数量为世界之最，并一度购得大量先进武器且开始改革开放，但空有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最终只留下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大清国与同时代大国的差距看起来似乎是在技术形态上，但其本质却在战略思维层面。
号称“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同时代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已开始实施“太平洋商业帝国战略”，预见到绕着地球不同方向扩张的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在中国“相撞”。魏源看到的是眼前别国的坚船利炮，而西华德看到的则是世界大舞台上美国的百年未来。
晚清中国与初兴美国后来的发展曲线，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战略家的视线。晚清奕和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操盘手，念叨的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而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却看到“商业主义只是民族伟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靠物质繁荣而真正强大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内，中国被肢解成碎片，无数战争发生在本土；而美国独立之后本土只发生过两次内外战争，其余战争全部是在国外进行。中国千余年财富积累被掠夺一空，美国却积攒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财富基础。这是双方战略能力直接导致的结果。
没有正确战略思想的引领，国家建设就容易步入盲人摸象的状态。由于没有洞察到19世纪世界正处于军事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晚清中国因此没有及时吸纳世界核心技术和先进制度，以用于激活国力、焕发民志，进而争天下、开太平。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最后竟演变为官员贪污、全民腐败、“上下交征利”和外部大哄抢的闹剧。
晚清时期国家战略迷失，与此相应的军事变革更不得要领。当时最大的军事决策失误是配备重巡洋舰却不赋予其远程打击宿敌、驱逐外敌、夺取势力范围的战略任务。尽管这中间日本一再挑衅、英法屡次寻衅送来机遇，但大清国主政者却只把昂贵的军舰当唬人的道具和自娱的玩具。若只为防御外敌入侵本土，何不在沿海大修铁路？一来发展沿海经济，二来提高陆军机动能力，一如革故鼎新后的新普鲁士军队。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相脱节和错位，该建陆军却大买军舰，海军该主动出击消除外患却蜗居本土港口坐待小敌聚歼。大清国国民用血汗兑换白银，换来的铁甲舰却变成废铁堆，令人扼腕！
清朝统治者仅满足于“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致使本来可以争衡世界、捍卫地区和平的国家力量，就像地下的矿藏一样被深埋、被沉睡、被闲置、被荒废，最后被抢夺。
思想是一个民族真正的质量，对战略家的态度则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眼光。英国国王重用海盗德雷克开世界海军之先河，奠定日不落帝国之根基；美国总统重用马汉，战略红利享用至今。19世纪前后，世界处于“战国时代”，整个西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大批涌现世界级的哲学家、战略家，而无知加傲慢、懦弱且贪婪的晚清统治者，在政权和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了腐败，却不能给微乎其微的战略家和忧国忧民者以容身之地，败亦属当然。
技术推动时代进步，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思想的产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以先进的战略思维先行一步，在时代的前面趟开传统观念的雷区，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
习主席强调，“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中国军队需要大批具有爱国心和荣誉感，有血性、有担当的青年将领，更需要战略家催开军事理论的创新之花。普鲁士军队的再生和晚清的冥顽不化，对今天人民军队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腐行动提供了不同方位的参照。除贪官，更要扫腐气、育新人，为中国的克劳塞维茨们创造合适的成长环境和建功条件。
4、衡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不仅看它有多少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对思想和精神的重视程度
习主席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一论述深刻说明，牢固的思想防线对于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中国先是闭关锁国，后来则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国门大开，开放无度，连海关也交给外国人管。这时候涌进来的已经不只是外国商品和军队，更有西方宗教、政治思潮等文化入侵。1887年，来华传教士韦廉臣与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上海创办“同文学会”时说：“设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
衡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不仅看它有多少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对思想和精神的重视程度；否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便无法理解。抗日战争中，用现代化武器和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军曾经不可一世，让拥有数百万大军和国际军援的蒋介石一退再退。而无枪无粮人数极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却迎敌而上，以先进的思想动员组织民众，将日军团团包围。在战后总结的《华北治安战》中，日军无奈地写道：“在中共方面，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于党外，以‘抗日’思想团结大众，以严厉的除奸工作加强统一战线……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也以党为核心，全体党员、全体战斗员均作为思想战线的战士进行活动。 思想战并没有界线，所以赞成中共的人也广泛出现于中共游击队战区以外的地方。”
毛泽东被西方学者称为“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以思想的威力真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留给当代世界军事史独一无二的伟大遗产。正是秉持着这一特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扬威抗美援朝战场；正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朱总司令还有“鲁总司令”，才未雨绸缪地挡住了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行解体的悲剧，并至今发挥着意识形态“防波堤”的作用。这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至今仍然拼命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