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阳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翟清华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群体意识，是全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概括。心系祖国命运的中华儿女，正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肩并肩，手挽手，冒着敌人的炮火，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被激发出来，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迸发出汹涌的爱国热情，汇聚起磅礴的抵抗力量。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中国最深厚的抗日力量。1335万征募的农村壮丁保证了国民党军源源不断的兵源，每年1亿石粮食的征购基本满足了国统区的需要。数以千万计的解放区军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独力支撑八年抗战，无疑也主要是农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朱德说：“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的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民兄弟为中国的抗战奉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他们宁肯挨饿，也要退出日资工厂；香港《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的全体印刷工人，联名通电全国，集体罢工辞职，抗议这两家报纸传播汪精卫汉奸理论；上海的工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筹款、输送战略物资；更有一些工人，抛家舍业，从军抗日。中国工人阶级用最朴实无华的行动，诠释了爱国和责任的全部内涵。
在抗日队伍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表现也非常积极活跃。他们编报纸、搞宣传、组团体、拉武装、抵制日货，甚至毁家纾难，为抗战奔走，为胜利摇旗呐喊。山东士绅纪振纲为了抵抗日寇，献出200多支步枪，20多挺轻重机枪，1门大炮；远在上海的沈鸿，携带自己全部的10台机床和几名学徒，历经坎坷，奔赴延安。据统计，民族资产阶级把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639家工厂，从上海、青岛、武汉等地迁往大后方，大大加强了后方的工业实力。
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各个民族都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东北，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赫哲族等各族人民，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在林海雪原、白山黑水间。在西南，傈僳族、佤族、傣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同胞，用铜枪土炮弓箭长矛，打击入侵者。马本斋回民支队、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佤山抗日自卫总队等一大批少数民族武装，让敌人闻风丧胆。各族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战，形成了民族抗战的主旋律。
身居海外的1000多万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系祖国抗战。他们在世界各地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在一些地方，家庭主妇捐献菜金、变卖首饰，少年儿童捐出糖果钱。“富商巨贾，而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短短两年时间，华侨的捐款和汇款就达到13亿多元。每一笔捐献，都凝聚着海外游子的抗日热情；每一次国债的认购，都显示出海外同胞对祖国的殷殷深情。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契机，以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战略和实践，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激发出全社会的爱国情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以昂扬的革命斗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现了军力民力的完美结合，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夯实了战胜敌人的强大基础，铸就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解放区军民有着“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成为中国人民坚强意志的代表、民族力量的象征、时代精神的符号、爱国热情的标杆，寄托着全国人民殷切的期望。
深深植根于中华广袤的大地，融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爱国情怀，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最高度、最集中的发扬，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铸就出时代的丰碑，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它必将推动着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解放军报》2015年6月08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