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疑虑”，要新中国政府“解释”。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后，于1950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18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了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就把报告递上去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三年或五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
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后来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
例如，李觉是18军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18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1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被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被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被调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
他们这些人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
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只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