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血性
今天，每当我们谈到血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血性与人性是对立的，好像人性、血性是两回事。其实从生命一开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的最基本要求：生存、温饱、尊严。这三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
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没有血性，就只有被饿死、冻死。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人类与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区别？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
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不管是生存、温饱，还是尊严，人性中无不包含有血性。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真正有血性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
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他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这位所谓的著名教授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一点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见风使舵、卑躬屈膝，实在不行就投降，投降了还要主动跟人家合作。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举一个例子。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面对日寇围追堵截，抵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有打胜的希望吗？没有。但他却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为活命而投降。他继续抵抗，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日本人对杨靖宇特别佩服。杨靖宇一米八几的大个，身高腿长。东北大雪天，雪深过膝，日本人个矮腿短，在雪地里怎么也追不上他，抓不到他，后来还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话了。但杨靖宇身边出了一个又一个叛徒，最终置杨靖宇于绝境。那些叛徒都如那位教授所讲的，只要能活命，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来。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之一。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逼入绝境。程斌虽不知道杨靖宇身处何处，但却知道抗日联军分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地点。杨靖宇之所以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深山老林中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山里有很多密营，每一个密营里都有粮食、柴火，所以他冻不死、饿不死。程斌知道这些密营的地点，带领“挺进队”把密营全部破坏，从而使杨靖宇陷入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等机密情报。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掌握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于2月叛变，杨靖宇于3月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当时，面对日军疯狂的围追堵截，杨靖宇已好几天没吃饭了，棉鞋也跑丢了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上山砍柴的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跑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如果按照那位教授所言，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没有错”，都是“真正的英雄”，那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既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这种错位和荒唐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弗里德曼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