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这一宏大的历史悲剧中，真正值得总结的，首先便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的根本性的错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的“新思维”、“军队非党化”及其混乱无序的改革，抽空了苏军的建军之本。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军队的瓦解”，“他用他的政策使军队逐渐遭到破坏”。
在《苏联军队的瓦解》开篇，作者就特别分析了“苏联的战争观”，提出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发展成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苏联军队的建军之本。因此，想要瓦解苏联军队，首先要瓦解其“军魂”。作者写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军队和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不得不“拼凑了一些被扭曲的论点来设法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同以‘新思维’及‘人类利益’为重的观点统一起来”。因此，苏军瓦解首要的原因，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质疑或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就是不再相信在党旗下说过的誓言，不再热爱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并且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有意无意地促使更多的人质疑或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最终，苏军的瓦解、苏联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现实。
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渗透一直都是“蛮拼的”。作者对此亦不讳言：“美国也加强了意识形态斗争，卡特总统的人权政策和里根总统的‘罪恶帝国’演说使莫斯科处于守势”。但是，面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采取“守势”就是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现。戈尔巴乔夫所发起的苏联体制的“公开性”改革和公众大辩论，使苏军几十年的积弊在短期内被媒体释放呈现，加上在当时深陷阿富汗占领困境的影响，最终导致苏军的公众形象“一夕坍塌”，军队内部的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有甚者，还有人以“新思维”、“公开性”为名，在党的头号理论刊物上批评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非党化”的鼓噪甚嚣尘上。这更是一种“不战而降”。
与信念丧失、军魂动摇相伴的，还有随处可见的腐败：“几位将军向一些集体农庄提供了大量部队‘免费’劳动力，以换取经理们回赠给将军们的丰厚‘礼物’。在苏联国内，人们对这种普遍的腐败一般采取默许的态度”。在苏联解体前，主要的军事资源被用于供养高级军官，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很差，甚至出现军人酗酒、吸毒、开小差和倒卖武器装备的现象。军队腐败、尤其是高级军官的腐败使得苏联政治危机来临时，军队以更快、更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瓦解。
在作者眼中，戈尔巴乔夫“偷偷摸摸”地进行的军事改革，也是导致苏军瓦解的重要原因。在那场引爆苏联全方位混乱的所谓“改革”中，戈氏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裁军与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规模指挥紊乱和大量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这导致“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在改革中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更使军队的思想政治基础被釜底抽薪。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在改革中，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因为这将导致党、军队和国家无可挽回的失败。
瓦解，“同战争一样可怕”。曾经强盛一时的苏军也许从未想过，“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会是它最后的谢幕。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忧患，补足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铸牢听党指挥的军魂，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常抓不懈，科学有序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党中央、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我军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解放军报》2015年1月12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