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败”是甲午战败之根；“心胜”是抗战精神之核；而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收复精神失地”的第二次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为什么败？反思这场战争的文章汗牛充栋、林林总总。我认为，晚清政府实际上是败于“心”，而不是败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对抗中。
甲午战争的直接起因不过是一个外交事件，一次海上冲突，几场边界战斗，其目的原是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但最终结果却是，清朝不仅丢掉了朝鲜，还丢掉了琉球、台湾，付出了巨额赔款，外加允许日本在本土驻军。翻遍世界战争史，找不到同样的案例。
甲午战争，日本倾举国之力一赌国运，而清朝为何在没有动用全部国家力量的情况下就吞下了战败的苦果呢？我认为，晚清政府不是被日本打败的，而是被吓败的。一个大国被小国吓败，这才是真正令中国蒙羞的奇耻大辱！
从甲午战争的军事对抗阶段看，发生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边界的五场小战役，无论哪场战役，从国力和军力等硬指标上分析，清朝都具备战胜日本的优势条件。
先说起因。1871年，日本挑起“琉球事件”，看大清国对此没太大反应，继而于1875年出兵琉球，琉球随即派遣使臣赴大清国求救。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国力孱弱，就如同“一只刚满月的小狼对着一头大牛呲牙咧嘴”。而大清国的“国务卿”李鸿章怎么做的呢？他去请当时来访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调停。自己的属国被入侵，宗主国不出手相救，反而去求别人主持什么公道？这一幕后来又发生在东三省被日本入侵时，国民党政府却向国联控诉日本，请求主持公道，几十年都没有长进。
身经百战的格兰特在象征性地作出调停姿态后，随即宣布“调停失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我甚盼中国自强”。其助手杨格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清朝的外强中干被日本看破，于是得寸进尺。此后，日本持续70多年都采用这种做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凡是日本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时，中国就需要反思自己了。1877年，日本强行要求琉球从法理上切断与清朝的藩属关系。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力主先发制人、征讨日本。
何如璋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必后悔莫及。他指出，“日本国力远逊中国，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
何如璋还认为，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而且，琉球靠近台湾，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可以成为侵略台湾的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援，也可能“甘心从敌”，琉球人本就“习劳苦、耐风波”，“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主张，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
何如璋当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可李鸿章及清廷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后，竟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谈判！
可是，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在中日之间进行《北京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曾试图对日本使臣森有礼“晓之以理”：“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而森有礼却回答说：“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
征服日本的唯一一次战略机遇被轻轻放掉。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琉球公使在李鸿章的衙门口痛哭三天，拔剑自刎！其他属国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大清国威扫地，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于此崩塌。作为宗主国，竟懦弱、无能到此种地步，谁愿意跟着你！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一直处于败退态势，直到五次战役全部输掉，只能割地赔款以求和。但由于日本所提《马关条约》条款内容过于苛刻，当时清廷朝野多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学子们为此还“公车上书”。那为什么清政府不敢继续和日本打下去？
一是清朝统治者的辽东祖陵已落敌手，怕遭羞辱，内心恐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之所以将大批陆军调往辽东而不是守卫日军主攻的北洋水师总部，难以启齿的原因正在于此；二是清朝经营北京已两百多年，搜刮珍宝无数。古玩字画等小物件方便带走，可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如何携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眼看着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已遭心理重创。此时，绝难再承受“割肉”之痛；三是经历过太平天国“誓杀清妖”的内患，清廷对深入汉地心有余悸。
说到底，还是心病！迁都再战，清朝统治者不仅将损失大量财富和珍宝，甚至有可能动摇其统治根本。所以，清廷权衡再三，选择接受强盗的勒索，赔款割地，以此将战争失败的代价转嫁到全国百姓头上。
此时的李鸿章，已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银子当时就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所以，李鸿章害怕继续与日本开战会致使自己劣迹败露、身败名裂，于是，便不顾当时的纷纷朝议和千秋骂名，上下联手，力排众议签下合约。
事后，李鸿章说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国的责任推给体制，后世的有些学者还为李鸿章翻案，说他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是“替罪羊”。李鸿章的自我辩解和某些学者无知的同情其实苍白无力，因为，李鸿章就是晚清统治阶层的缩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历代封建王朝颓废的“死光”。
在众多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中，不乏关于装备落后的论述，多是说北洋水师多年未添一舰、没有速射炮，等等。这个理由即便成立，也只能为甲午战争中黄海海战不分胜负的结果作解释，可是，另外四场陆地、陆海战役如何解释？
牙山之战中，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这样写道：“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
《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说的是清朝陆军主将叶志超。
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中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一应俱全。
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防御角度看，即使清军在其他方向的战役都失败了，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战役。
但是，结果呢？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500名日军敢死队队员冲上去后发现阵地内空无一人。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早在金州战斗时，守将赵怀业就把军粮、军服等军用物资偷偷运到烟台，换成了白银，随后带着家眷弃阵逃跑了。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只求战事早日结束，但《马关条约》却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战事——可以称之为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引来了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最终使甲午战役被最终定格为甲午战争，日本也由此生发灭华之心。
甲午战争成了美国的反面教材。四年之后的1898年，将要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这样说：“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许多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危难之中，这种危险也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昏庸懒散的悠闲生活和安逸，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
封建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精神上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贪贿无度，外交上奴颜媚骨，军事上懦弱退让。由此带来民风败坏，社会整体堕落。放眼中国的历史，凡是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彼时的王朝就已经在亡国的“周期律”中逐渐走向衰亡，其内部火并（民变、农民起义）和外部入侵也必将接踵而至。
1901年，光绪在诏书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这个“私”字的含义就是腐败。在甲午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两朝帝师翁同龢就有挟私报复李鸿章的嫌疑。翁一边极力鼓动开战，一边却又处处掣肘，准备看李的笑话。他最后说：“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可算是人之将死，良心发现。
海上战事起，朝中盛宣怀等主张海军战略出击，先突袭长崎后回击仁川。但北洋主将丁汝昌不执行，李鸿章也不坚持。丁汝昌在想什么？
至日本在辽东登陆，丁汝昌建议出动北洋海军主力断日后路，这本是釜底抽薪之举，而李鸿章又严令不许。李鸿章在想什么？
北洋战事急，李鸿章想请南洋水师帮忙，而南洋水师趁机“开价”：要求提拔自己的将领。
清朝政府的私心前边已经提到，但这种政府官员和前线指挥者的私心其实危害更大，会导致一线官兵产生私心，于是，上下离心、军心瓦解，直至一败涂地。
晚清至“死”，官场风气无改。辛亥革命前，《申报》社论评述晚清官场时说：“今日之执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现在之禄位，或者欲超越现在之禄位而已，其外，固一无用心者也。”
作为国家机器“核心部件”和“坚硬外壳”的军队，在这种汹涌的腐败狂潮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后堕落为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尸走肉，在平息太平天国的内战中就已不堪一用，内战中骁勇精锐的湘军和淮军改编为国家正规军之后，首先学会的就是八旗、绿营的腐败作风。
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利令智昏，只关注经济指标，致使各级官员都忙于追名逐利，却对迫在眉睫的国家威胁不惕厉警醒，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变革竟视为儿戏。日本明治时期的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这是旧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其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的颓废”，在中国古老肌体上引起的综合并发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无措、衰朽——我称之为“政治植物人综合症”：视野短浅，思维陈旧，苟且偷安；缺乏信仰，萎靡不振，畏敌如虎；自私自利，腐败无度；文弱无耻，惜死顾身；社会意识形态混乱；全民腐败蔓延；等等。最后，必然导致国体崩溃。
力由心生。心已败，力从何来？
甲午大战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结果，北洋舰队固守不出，日军于是放手大打。宗方小太郎于是也有了与副岛种臣同样的观感：“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对清军的表现十分看不起，对清国百姓更是蔑视。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康有为则叹息：“夫以中国二万里土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剐羊缚豚，坐受侵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其实，从日本间谍对“大清全民都腐败”的总结中，中国政府官员、军队和民众的真实状况已可想见。晚清之中国，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举国风气糜烂如此，到了生死角斗场怎能不洋相百出？
有此国家和人民，晚清的让步不可能让日本收敛，只会激起其更大的宰杀和并吞欲望。后来的抗日战争，在某些层面上其实还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戴 旭)
本文刊于《国防参考》杂志第23期，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国防参考jfjbgf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