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九一八”,又到国耻日。耻在何方？辱在何处？耻在不抵抗；辱在大被小欺,以多败少。
当年，国难当头，大敌当前，１９２７年日本的《田中奏折》已经充分暴露了日本以东北为基础侵略中国的野心，事变爆发前，日本又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为武装袭击寻找借口。可是国民政府却视而不见，采取鸵鸟政策，竟然认为日本不会轻启战端，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无应战预案，又无抗战意志。企图以退让求和平，以妥协保安宁，结果酿成战祸。沈阳城不到一天陷落，东三省不到半年沦陷。不论是国民政府承担责任，还是地方官员承担责任，不抵抗政策都是罪魁祸首。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后来他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段独白，不能不对现实有所警示。
力量对比，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九一八事变”当天，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约８００人，而北大营驻军却有近７０００余人，兵力对比近10:1。此外，东北军还拥有庞大的空军部队，有数十架战机。而东北军一触即败，日军仅付出了几十人伤亡的代价就占领了张氏父子经营几十年的北大营。与“九一八”国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敌军一个团的火力超过我军一个军的火力，三年战争敌军共投射弹药330万吨，我军消耗弹药仅25万吨。敌军1名作战士兵有13名后勤兵保障，我军1名后勤兵要保障上百名作战士兵。就是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却创造了历史奇迹，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军威。由此可见，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军事实力之外，还包括正确的战略决策以及果敢的抵抗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综合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
“九一八”作为国耻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温故知新，起码有几条教训刻骨铭心：
一是，在日本尚未对战争问题有彻底反省的情况下，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劣根性要保持高度警惕。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纸和平契约是挡不住日本军国主义扩展的野心的。国际社会要和日本国民一起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否则将会把日本和亚太国家再次拖入战争灾难。
二是，对日本的战略动向要给予正确的研判，既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日本政府现在给集体自卫权松绑的战略举措必须高度重视，这标志着日本已经由战后的无“交战权”到有“交战权”的质变，中国应将此动向递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既然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动辄对这个国家谴责，对那个国家制裁，那对日本这个曾经的战争策源地频频摆脱战后束缚的倒行逆施也应该给出一个说法，否则，就会暴露出某些成员国的虚伪性。
三是，绥靖主义是军国主义的催化剂。当年对日本侵略姑息养奸的西方国家，最终都尝到了纵虎为患的苦果。1941年日军悍然偷袭美国的珍珠港、随后侵入英国殖民的香港。在东南亚战场，日军俘获了数以千计的盟军。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希望有关国家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最终必将自食恶果。
四是，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在抗日战争中，日本有许多反战人士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在这次公布的抗战英烈名单当中就有不少日本友好人士。要最终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人民是内因，是重要力量。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对日本人民的团结和争取的工作。
五是，不挑事，不怕事，事来了，敢平事。不抵抗政策，只能使军国主义分子得寸进尺，最后落得一个丧权辱国的下场。因此，我们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加强国防建设，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只有有备才能无患，只有能战方能言和。
这就是，“九一八”给我们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