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迟缓，清廷被贴“野蛮”标签
与中国作战的日本，在宣扬自己是“文明”之师的同时，忘不了抹黑中国，而中国对此几乎没有回应。
首先，日本刻意渲染战争的动机是：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阻止清政府武力干涉，被迫开战。将一场蓄谋已久的掠夺性战争粉饰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给清廷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其次，在记述与清军的作战细节时，日方极力渲染和抹黑清军。高桥作卫称：中国政府命令击沉所有日本船舶（但却举不出任何击沉民船的例子）;中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华的非战斗人员（实际是为日军提供情报的奸细）;有贺长雄则说：中国是一个“文明未开化”的国家，其士兵虐待、虐杀甚至肢解日军伤病俘虏。所以，日本面临的是一个“不承认战争法，不对敌国国民的私有财产制定规则，不试图对其军队的抢劫和纵火暴行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的国家”。日方塑造了“中国人在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其举动不符合‘文明’标准”的“野蛮”形象。
面对日本的抹黑，未见有中国人士针锋相对予以回应。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利用国际法资源和英语，向欧洲人展示说明中国的遭遇和看法。那时中国驻欧洲的公使们正忙于为清廷购买军火，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垄断国际法话语权的危害性。如果说甲午战争中中日军事实力相差不大，那么，国际法运用方面却实力悬殊：当时中国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法学院，没有国际法教授，没有国际法专著，甚至没有像样的国际法论文，只能任由日本美化自己、抹黑中国。
霍兰德对中国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只接受了最初步的国际法观念，在使节礼仪和外交事务上展现出精通。但在战争法领域，还未掌握要领。甲午战争中，“中国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国际法意识的淡薄，也使中国在权利遭到侵害时，不善于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正如霍兰德所言：“中国从来没有在国际法基础上捍卫过自己遭侵犯的权利。”“高升”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针对日军在此事件中射杀落水人员和虐俘等行为，日本外相亲自组织人员展开调查，一方面收买媒体及学者，公开为日本撰文辩护;另一方面甩开中国做单方调查，并利用英国海事审判听证会，成功地将英国提出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了清政府。由于清政府维权意识淡薄，本应由日方承担的射杀、虐待清军俘虏的责任，最终也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