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国际法，日本登上“文明”客船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所谓“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意义的，其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基于此的国际社会，又被称做“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而在“文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则被划分为“半开化”（波斯、暹罗、中国、日本等）和“野蛮”（其他国家）国家两类，不享有国际法人格。这些国家与“文明共同体”国家只能签署不平等条约，被施加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而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进入“文明开化”进程，由“半开化”或“野蛮”升级为“文明”。其“文明”标准有四个：有效的政府体制;能够保护其管辖下的生命、自由、财产（主要是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体系健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公约，遵守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
日本选择“脱亚入欧”道路后，即按照西方国际社会的上述标准改造自己。为此，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策，派出大量政要学者去欧洲考察和学习国际法，并努力学习和运用国际法的“工具性”特点，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在对华宣战的诏书中，便高举起“日军将遵守国际法”的旗号；战争中，日本发行《万国战时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其后，又出版《媾和类例》指导日本与清政府谈判媾和，发行《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应对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极力宣传其“遵守国际法”。如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欧洲出版法语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及相关文章，海军法律顾问高桥作卫在英国出版英文著述《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及德语版评论集，并将该书提交给国际法协会使用。这些著述采取实证方法记述了如下“事实”：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救护受伤俘虏，对中立国的国民与财产予以保护，极为关注占领地公众卫生，日本红十字会不偏不倚救助中日两国士兵等。
这些著述甚至夸耀说：日本帝国如同法、英、德国那样恪守战争法规则，以至于“这场战争中，日方经验将成为日后欧美诸国交战时的有益先例”。
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违反和践踏国际法的事例不在少数，尤其是旅顺大屠杀惨案成为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惨案发生后，尽管日军重重封锁消息，但还是有记者报道并在欧美国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日本政府一边收买媒体以减少报道量，一边公开辩解，并利用外交渠道百般掩饰其罪行。高桥和有贺两人也充当了政府的“御用工具”。他们指责“日军在旅顺袭击十艘载满难民船舶”的消息失实，说战斗中只有少数平民因误伤而死。有贺长雄承认在旅顺街上看到了2000具尸体，但辩称其中只有500多具是非战斗人员，并且大多数是壮年男子。他还讲述了日本军队是如何正确区分战俘与平民的，如在平民身上悬挂“不杀此人”的标示等，将日军连杀四天四夜的惨案描绘成“合法”战斗中的“附带损害”。
这两个日本随军法律顾问的言论，极大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对甲午战争的看法。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说：“日本，除了在亚瑟港（旅顺港）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外，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日本就是这样登上了“文明”国家的客船，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
